邹衍

摘要： 邹衍创立的大九州学说在战国时期是一种地理观念。在明朝中期前,因儒家的九州说成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常被讥为“怪迂”“虚妄”之谈。自明朝后期西学逐渐传入中国至清朝中期,以世界地图为基础的世界地理观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少数人重新评价邹衍大九州学说的价值。晚清时期,受西学的冲击,有识之士在世界地理观的视域下诠释邹衍大九州学说。近代以廖平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尝试以传统的天下观为基础融合邹衍的大九州说来建立儒家的世界观。邹衍大九州学说从被否认到重新评价其价值,再到被诠释、改造,反映了中国学者应对西方世界观的挑战以期建立中国特色世界观的艰难探索过程。

摘要： 春秋战国是阴阳五行思想发展成熟期,齐国则是阴阳五行思想得以滋育发展之重地,其在早期道家管子学派内呈引人注目的表现,邹衍堪称阴阳家集成性大师。邹衍之前,《管子》之《四时》《五行》等四篇乃齐早期阴阳家思想发轫之端绪。管子学派作为早期道家,其《五行》代表的阴阳五行黄帝崇拜,其后经邹衍的努力弘扬,彰显出其作为稷下黄老学之本土正源之认识。《管子》作为早期道家学说汇辑,其阴阳五行黄帝崇拜的联系纽带,必然使稷下黄老道家同时上承管子学派代表的相关早期道家思想传统,如关于道法思想。

摘要： 作为精通儒术与阴阳学术的大家,邹衍学术思想外在的表现形式是阴阳家,而内在的核心则更接近于儒家;以济世贤者的人物身份为出发点,以"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的济世手段为主线,对邹衍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则会发现邹衍庞杂的学术思想其实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机整体,贯穿着其"仁义节俭"的儒生本质和家国情怀.

摘要： "黄帝纪元"要求以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某个年份(逝年或生年等)作为中国纪(计)年序列的开端.目前实行的"公元"纪年,不符合中华民族悠久的历法传统,应改行实施"黄帝纪元".在记史的精准性上,"黄帝纪元"也远胜于"公元纪元".至少,"公元纪元"没有考古学测年证据支持,其文献证据也比不上"黄帝纪元"所依邹衍学说可信.司马迁的《史记》虽对中国史前史的叙述可信度很高,但它不明确记载邹衍学派提供的黄帝年数,致使黄帝及其年数真假长期困扰中国学界.邹衍学派的"五德终始说"从黄帝开始,详细记载了包括黄帝在内的各代帝王年数及其对应的五行宿命,其所传"黄帝纪年"可信.这种可信性应该最早源自史前中华文明初期,山东一带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庙底沟文化核心杨官寨遗址之间的直接文化交流;交流中相关"黄帝纪年"的信息,在山东一带民间会通过"社会记忆机制"流传下来.

摘要： 中国古史传说中,"禹画九州"传说在先秦时期广为流传,《诗经》、《尚书》、《左传》等传世古书都有相关记载."州"本义为水中陆地,"九"最初为虚数,表示数量极多,"禹画九州"最初为大禹治水后水中的众多陆地.战国以降,随着"州"的空间范围逐渐扩展,"九"发展为实数,"禹画九州"的故事经过战国时期的加工改造而发生演变,九州逐渐发展为大禹创制的理想化行政区划蓝图,作为一种人文地理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近百年来,九州概念、九州产生时间、邹衍"大九州"、《禹贡》九州以及《容成氏》九州等成为国内学界分歧和论争的焦点.文章将对近百年来学界有关九州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争展开梳理与述评.

摘要： 《论六家要旨》与《汉书·艺文志》中的“阴阳家”有所不同:前者中的“阴阳家”不指向邹衍,亦非司马氏家学,而是《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一系的四时教令体系.其基本框架仍然是以四时为基础,四时之大顺是其核心,“中央土”一系仍然没有与之相配的时令.邹衍则属于《汉志》的“阴阳家”,其旨虽归于仁义节俭,但其多论天地灾异,不学经艺,不应归之于儒家.五德终始说以五行为框架,五德传于谁取决于五行相胜的次序,而何时传则在于阴阳之数,配合的关键在于它们之间的类同性.五行与阴阳四时融合时别出一“季夏”来,以与土相配.“中央土”和“季夏”是阴阳四时与五行融合的不同框架的显著区别,也是邹衍与四时教令的差异,更是阴阳家的不同派数的体现.

摘要： 本文旨在研究五行早期的符号化进程.如今,五行已被视为一个内涵丰富的符号,但在其诞生之初,即便根据有关符号的最宽泛定义,五行依然难以被视为一个符号.因此,五行的符号化进程研究可以说是一个目前尚未充分展开的课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导致五行早期符号化进程的关键原因,并进而指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邹衍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he early semiosis of Five Phases.Although now perceived as a sophisticated sign,in its initial stage the Five Phases concept did not appear qualified to be regarded as a sign,even according to the broadest definition.The semiosis of Five Phases is therefore probably still emerging.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dentify the catalyst for the early semiosis of Five Phases,and puts forward the argument that Zou Yan,a prestigious thinker in the Warring States,is responsible for this development.

摘要： 正史《五行志》的产生,与先秦以来五行思想的流变有直接关系.班固《五行志》明确提出"以傅春秋"的撰述理想,在具体撰述中,以金木水火土为纲,以五行变性引起灾异为目,并用帝王不合常规的行为解释灾异发生的原因.五行本是古人概括出的五种物质要素的总称,为什么会在《五行志》中成为联系天、地、人的纽带?在历史的长河中,五行思想历经流变,其中《春秋》及其相关文献的天人感应思想,邹衍五行历史观的推演及后人不断为五行作传等,成为正史《五行志》的三大来源.

摘要： 西汉大儒董仲舒以邹氏的“五德终始说”为基础,构建起了自身宏富的哲学体系,其继承了五德终始说中的“贵土”思想,并将士与忠、孝相联系,进而用于其宗法思想的构建,董仲舒还对五德终始说的自然之天理论进行了借鉴,并将其用于自身道德之天学说的构建,其同样对五德终始说进行了发展,其一,他将阴阳观念、五行观念引入社会控制领域,并引申出了“三纲”观念与“五常”观念,弥补了“五德终始说”缺乏社会控制的缺陷.其二,他以五德终始说为蓝本构建起了自身的“天人感应”学说,并对五德终始说的“符应”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解释.除此之外,董仲舒还在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了构建起了自身的“三统说”.经过董氏的继承与发展,五德终始说日臻完善,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摘要：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摘要： 周易文化始于远古,用于历代,传世至今,是中华文化的伟大标志,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堪称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周易文化不但主导着中华子孙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征服自然、发展生产,而且对科学发明和社会进步都渗透着无穷的指南。相传炎帝、黄帝、尧、舜、禹几代圣人先后依据《易》中有关卦象发明网罟、舟船、水井、房屋、城市、集市贸易等。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对于易的研究,夏商周三代均有详细的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对易的研究尤为盛行,而在此期间,传承并发扬广大的当属邹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