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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

国家建构的相关文献在2003年到2023年内共计374篇,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政治理论、法律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368篇、会议论文6篇、专利文献900篇;相关期刊253种,包括云南行政学院学报、东南亚研究、学海等; 相关会议6种,包括秦皇岛市博士专家联谊会哲学社会科学分会2013年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浙江省公共管理学会2008年年会等;国家建构的相关文献由361位作者贡献,包括任剑涛、叶麒麟、于春洋等。

国家建构—发文量

期刊论文>

论文:368 占比:28.89%

会议论文>

论文:6 占比:0.47%

专利文献>

论文:900 占比:70.64%

总计:1274篇

国家建构—发文趋势图

国家建构

-研究学者

  • 任剑涛
  • 叶麒麟
  • 于春洋
  • 蔡蕾
  • 陈明
  • 马俊毅
  • 任晓兰
  • 刘亦师
  • 徐勇
  • 李磊
  • 期刊论文
  • 会议论文
  • 专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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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卢凌宇; 王潇茹
    • 摘要: 联合国是维和行动主要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的目标由维护和平逐渐转变为战后重建,并开始承担复杂的国家建构任务。一方面,维和给目标国带来了和平,维和人员的日常开支对目标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维和任务的速成性和维和经济造成的收入两极分化等因素,都对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另一方面,维和人员的税收豁免权、维和人员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部门人才流失和腐败、平行行政部门的出现等都严重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不仅如此,维和人员税收豁免和收入两极分化显著地降低了民众的纳税意愿,使得逃税和抗税盛行,提高了征税难度。维和部队对于目标国政府军向民众单方面使用暴力采取的不干涉态度,也强化了社会抗税心理。所以,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既缩小了目标国的税基,降低了官僚机构的效能,又打击了民众的纳税意愿,显著地降低了目标国的财政汲取能力。本文对1980—2015年126个后殖民国家的大样本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西方主导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后殖民目标国的汲取能力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黄丽萍
    • 摘要: 在“世界走向中国”的压迫与危机中,国人开始从传统“家天下”的帝国体制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国人历经了“技术建国”、“改良建国”和“族群建国”等国家建构的探索,其间经历多次挫折与反复,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成功。从最初“工农共和国”建构的初步设想到最后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国家的建构,走上了一条政党中心主义建国的道路模式。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政党中心主义建国模式推进,才能突破西方传统民族建国的中心主义话语,开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化”探索现代国家建构的史诗般伟大进程。
    • 郑智航; 曹永海
    • 摘要: 法典化需要建构公民的法律生活方式,它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部分,能发挥国家统一性的作用。然而,与法、德、日的法典化时期相比,当下我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和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国家建构的复杂性要求法律制度的法典化能解决民族性与世界性、物理世界与网络世界,风险社会中法律的稳定性与风险的难预测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所带来的问题。与此同时,法律制度无论是否法典化,其建设必须解决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的文化多元与风险多样等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法典化在实现国家建构的民族性时,难以全面应对现今国家建构面临的新挑战;另一方面,法典的体系化和完备性之间的张力受到风险多样、文化多元、全球化的影响而不断扩大。因此,法律制度的法典化,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诉求,却不能全面应对当前国家建构面临的诸多挑战。
    • 陈军亚
    • 摘要: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它与国家形态的演进、与现代国家的建设进程密切相关。秦以来郡县体制的确立解决了因地方分封而形成的国家权力的多元分散问题。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法令从“中央政府”发出,经由郡县体制而到达地方,实现了“法令一统”。但这个“一统的法令”并未穿透地方进入社会。从法治视角看,传统中国是一个国法疏漏甚至缺失的“缝隙社会”,这一社会表现为无法所及、法外难及、有法不及、及而不力四种样态。运行于社会之中的特殊主义的地方性规则与普遍主义的国家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导致了“缝隙”的产生。认识这一传统中国的社会形态才能理解当下国家建构的法治约束,也才能理解法治建设和国家建构的方向和重心。
    • 卢凌宇; 古宝密
    • 摘要: 迄今为止,对国家建构的“战争驱动模型”的研究大多使用统计工具进行大样本分析,在因变量设置方面严重忽视了国(民)族认同,在研究设计上则是“因素中心”导向,导致了重战争形式、轻战争过程的结构性缺陷。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通过“结果中心”导向的研究设计,对欧加登战争(1977—1978年)前后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个参战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国族认同进行有限追踪和分析。本文发现,国家建构的两个指标在埃索两国都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一方面,战争对两国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虽然战争能促使国家强化官僚机器对社会的控制和汲取能力,但糟糕的经济状况提供不了足够大的税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依然较低。另一方面,战争对国族建构总体而言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是起到消极作用。国际战争对国族建构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在国内存在族群叛乱的情况下,国际战争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国族建构。
    • 高鹏
    • 摘要: 印尼历史就是现代国家建构史。首先,中央对地方从压制到分权,导致权力的此消彼长,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消弭了地方分离倾向,保证了国家统一;其次,由区分“我者”和“他者”族群到承认族群平等的多元统一,虽然一些原始部族和华人仍受隐性歧视,但却保证了国家认同;再次,前期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和政治伊斯兰的压制,逐步演变为宗教激进势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合法化,但印尼整体上保持了世俗化方向与温和穆斯林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保证了现代国家形态。对央地关系、族群与宗教三位一体关系的调适,也展现出印尼建构现代国家的政策弹性与韧性。
    • 李睿恒
    • 摘要: 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举行的独立公投表明,具有独立倾向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伊拉克库尔德社会内部显著的政治思潮。然而,这并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本质上是现代伊拉克国家能力的失效,以及随之带来的畸形的伊拉克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产物。因此,只有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域出发,才能理解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作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起源背景,以伊拉克现代国家结构作为发展框架的基本前提,以及集体惩罚措施"安法尔行动"和1991年后库尔德人自治实践所激化的历史转折,进而把握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限度。
    • 贾莹
    • 摘要: 美国内战后,以西部见闻为主题的旅行书信在各大报纸上涌现,记者、文人和政客通过风景话语参与国家重建和文化重塑,“西部来信”在此意义上成为美国认同的一种文化载体。《共和党人报》记者萨缪尔·鲍尔斯于1865、1868年加入由联邦官员主持的两次西部之行,据此撰写的旅行书信在当时具有代表性,集结为《我们的新西部》一书。其中,关于太平洋铁路、大平原和印第安部落的叙述为经历战争创伤后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凝视和想象共和国的入口。首先,鲍尔斯将太平洋铁路作为联合各州的文明纽带,借助“铁路现代性”触发的与历史的“断裂”意识,促使人们遗忘过去,看向未来,并预设了一副美国“天命论”之下的“统一的帝国风景”,旨在为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做铺垫。其次,作者笔下的大平原形象经历了从“大沙漠”到“大牧场”的转变,“荒地变花园”的拓殖神话有助于调动起美国人攻克“最后一块边疆”,进而征服整个北美大陆的普遍愿望,联邦在地理空间和文化象征层面的不可分割性得到了重申。最后,印第安部落在西部的迁徙和游荡被处理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以佐证白人至上主义,强调盎格鲁-美利坚人天然享有美洲土地的归属权。而印白冲突在文中的夸大化所激起的种族仇恨,一方面弱化了南北分裂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在想象“野蛮他者”的同时界定了民族自我。经以上描写,西部被塑造成南北和解的场域、“大陆帝国”的缩影,以及上帝赋予清教徒的“应许之地”,作者以此架构起以“重聚”为核心的国家前景、国家身份和文化共同体。但这样的“新西部”传递的是征服者(白人定居者)和胜利者(北方联邦)建立的知识秩序,由此形成的报刊民族主义话语看似整合了相互冲突的地方观念,激发起一种广泛的、无差异的美利坚民族性,实则未能成为弥合分裂的利器。同时,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进步观、土地开发假说和文明等级论等,反而加剧了重建时期的社会动荡,透射出美国国家建构中的内在矛盾与分离危机之根源。
    • 袁野
    • 摘要: 民主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维度。西式自由民主在程序技术和价值规范之间出现了关系失衡,程序民主的象征意义成为自由民主的主要特征。民主实质价值的湮没使民主政治工具化,自由民主成为局限在维护权和利的狭义政治。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营养,致力于让程序民主为实质民主服务,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发展目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效能贯穿于宪法基础、政治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基础和经济社会现代化基础的国家建构领域。人民有能力和条件参与政治生活,民主的“人民性”价值目标得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政治发展的普遍性意涵,超越了比较政治学的一般解释范畴。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继续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和中国文化的导向性作用,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民主政治。
    • 艾昆鹏; 吴佳齐
    • 摘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型人民政权开启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党的中心任务为工作重心,全面参与了国家建构。被纳入国家基础性权力系统的青年团,协助恢复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并为党和政府部门培育了干部队伍;通过参与党领导下的各项运动,实现国家权力的渗透性与控制力;通过开展爱国主义生产运动、投身工农业建设,成为党的可靠助手;通过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动员,引导、教育青年群体,发挥意识形态濡化作用。这为构建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感、提升新政权各项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力度、实现国家制度能力的全面增强以及政权巩固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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