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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第3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14-05

主办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学;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

会议文集：第3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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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我国西北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气候条件恶劣(主要表现为多风与严寒)，社会经济与生产力不发达，城镇建设管理水平低下，目前适用于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技术、高投入”低碳生态策略并不适用于经济发展落后的西北地区小城镇。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小城镇为研究对象．展开适宜性低碳生态路径及有效的规划技术方法探索。甘南城镇建设中要注意。一方面在控制现代建材生产、推动本土建材使用的同时，利用现代建筑技术对住居内部环境进行改良，满足现代化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考虑甘南地区生态涵养的重要性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特征，在本土建材的提取中，尽量开发生态效益较高的绿色建材，避免开发过程中或开发后造成污染或高碳行为。本研究提倡以储量较多的生土为主要材料来源。
  • 摘要：城市总体指标体系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系统、全面的指标体系是城市总体规划科学性的体现，也是衡量总体规划成果水平的量化标准。通过借鉴国外国内经验，构建7大综合指数，综合考核上海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具体包括：全球国际金融航运双中心竞争力指数、区域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基层公共服务能力指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历史文化保护管理实施综合指数、用地结构优化指数和物流指数。借鉴新加坡、首尔等城市的经验，引入六大“以人为本”指标，具体包括：400m公园覆盖率(步行范围内的公园)、自行车道改善长度(改善现有自行车交通的环境)、休闲绿道线密度(居民就近使用休闲绿道的方便程度)、平均通勤时间(直接反映居民通勤的感受)、职住平衡指数(居住地与就业岗位的平衡情况)和百兆家庭宽带接入能力覆盖率(满足居民家庭智能生活要求的能力)。综合考虑上海发展的实际情况，引入六大上海特色指标。具体包括：中环以外轨道交通线网长度(以轨道交通引导上海城市结构疏解)、城市外围市级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以公共服务引导城市结构疏解)、工业用地转化率(上海产业结构转型)、宅基地转化率(上海宅基地的潜在存量土地资源)、农村居民点集中度(促进村庄建设的土地集约)、WiFi覆盖的智能城区的面积(引导上海实现智慧城市)和新增注册公司数量增长率(衡量上海环境是否适于创业，能留住人才)。结合最新形势变化，尤其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设计五大新型发展指标：再利用土地比重、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重、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比例和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率。
  • 摘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市人口规模预测体现了城市未来发展规模，是检验环境容量的标准，又是评估城市设施支撑能力的依据，也是实现城市空间管制的基础。选取不少于两类的方法进行人口规模预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没有列入本规程的预测方法进行人口规模预测。对建设用地接近其极限规模的城市，必须使用土地承载力法；水资源十分紧缺的城市。必须使用水资源承载力法；生态环境负荷压力很大的城市，必须使用环境容量法。以分类预测的算术平均数或中值为判断基准，以参数与自变量进行局部数据的修正建议，以承载力预测为容量规模进行严格控制，最终确定人口规模。
  • 摘要：世博会是一个人与周边空间、设施高强度互动的封闭环境。在规划设计阶段，就需要考虑通过设计来调控参观者的分布，使世博会的参观和谐有序。在世博会的规划中，首次尝试了将行为研究与规划设计联系起来。形成互动。应用行为研究辅助规划设计在世博会规划的多个阶段都有介入。每个阶段规划设计的需求不同。研究分析的深度也相应变化。在初步方案阶段，以推动规划布局方案调整为主；在深化方案阶段以局部空间、设施调整为主。本文以世博会深化方案阶段应用多代理人系统进行分析，以及会后根据实际情况对之前分析结论评估的情况进行介绍。应用多代理人方法进行规划设计分析是可行、可信的。在现有的模拟框架内，通过更准确的环境变量设置和基于真实参观行为的模型可以不同程度提高模拟准确度。世博会案例展示了多代理^方法的巨大应用前景。它建立了鲜活的个体行为与宏观规划设计分析之间的桥梁。规划上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它建立个体行为与宏观规划问的关系，进而通过多代理人模拟来研究判断。
  • 摘要：通过武汉、上海地区“两规合一”的实践，从中看出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割和权利范围是“两规合一”的最大障碍。也就是说体制是“两规合一”最大制约因素。总体上也看出在城镇的发展中“规划需要国土、国土也需要规划”。这也就是对“两规合一”必要性的通俗解释。在乡镇编制规划中需要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统筹的目的。所以两规合一规划应从整个小城镇镇域入手。提出规划的总则，应包含全镇域的综合现状、总体规划、空间管制、产业布局、远景规划几个层面，强调规划与国土的衔接，在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有了规划总则这个统一的基础就可以按照规划与国土的不同操作方式往下继续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其中数次提及规划、国土部门的合并问题，政府机构改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政府部门机构重叠、职权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便提高行政效率。而“两规合一”正好也有相似的目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两规合一”也是未来规划发展的必然方向。
  • 摘要：农村居民点虽说是城乡建设中相对较小的一个环节，却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环节。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居民点建设将是推动新型城乡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规划策略主要有弹性选址——既能兼顾“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的平衡，又能体现美丽乡村的空间要素。弹性指标分配——既能满足居住功能的需要，又能承载未来产业、配套设施落地的需求。弹性功能布局——主要体现空间布局弹性和建筑布局弹性两个层面。
  • 摘要：2010年，随着《罗湖区先行先试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的行动计划》的正式出台，笋岗—清水河片区成为罗湖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重要空间载体，如何在新的发展定位下寻求适合片区再发展的方向、路径与手段是当前规划的核心问题。本次规划提出的开发权转移对现有土地出让政策有较大；中击，但从保障规划合理与发展权益的角度，是一项值得探索的机制。也因此需要更深入地开展土地政策研究，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探索更加灵活的土地权益转移的制度。政府如何做好协调依然是一项艰巨难题。过去政府一直作为开发型政府，在城市更新中充当着权利人的角色，有着强烈的发展诉求。结合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未来应该可以更有作为。随着深圳城市用地供应方式和规划管理对象已经由新增为主转为存量为主，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地区规划将逐步替代法定图则修编。通过城市更新规划的实践，反思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图则)编制的新趋势与新要求：将地区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规划结合；强化规划合理与经济可行的结合；注重公众参与和实施机制的设计，加速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发展进程。
  • 摘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宏观发展路径，涵盖了所有的城镇化承载空间，本文以生态绿楔空间规划为蓝本，探讨了会议核心精神在规划中的落实路径，农民妥善市民化，合理切割利用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培育特色产业体系、建立多渠道资金来源，架构生态格局、引导空间形态发展，尊重人文历史，科学选取开发模式，转型规划引领转型发展，建立精细化管理体系，为其他空间转型规划提供了参考。
  • 摘要：当前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建筑保护具备的三把宝剑：保护规划、保护名录、保护办法的相继推出；公众热忱和NGO的发育；广州媒体的活跃和执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广州，历史建筑认定和保护面临哪些具体的问题?制度设计上留给地方实践和创新的空间有多大?本文通过近年来广州的6个标志性保护事件，解读市民、媒体、专家和政府在保护历史建筑的作用和互动，以及地方性制度制定和实施的经验教训。
  • 摘要：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出台，在其内容阐述中明确农业是发展的根基。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城镇建设的关注度愈加强烈，城镇作为城乡结合的部分，依托大中城市，面向广阔的农村，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平衡杆”。城镇建设的发展关乎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农业是城镇建设的物质基础，从食品需求、生态协调、经济发展到特色归属，农业在城镇建设中所承担的功能更加多元化。然而，在城镇规划中，农业却往往被作为另一个学科范畴或者仅仅是产业类型而被弱化。通过梳理农业与城镇建设的关系发现，农业将成为城镇建设必须重视并纳入城乡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要依托交通廊道发展的农业区域，城市—城镇—城镇之间具备清晰的交通的关系的片区。加强与农业部门、国土部门、规划部门以及城镇管理部门的对接，必须将政策机制纳入规划体系，确保规划的可实施性。沿线构建的农业布局、城镇空间，依托交通廊道的联系性、可达性，更容易。
  • 摘要：湖北省小城镇“四化同步”规划中对规划的综合性、特色性与实际性有较好的探索，在传统城镇体系的基础之上，增加镇域特色产业空间发展分区，来实现对农村和农业地区的规划指导；同时深化城乡统筹的内容，来实现对人的发展与需求的重视。但对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动力、空间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规划中采取的特色产业分区在以农业为主导的地区可以适用，但在江浙以乡镇工业为主导的地方则要考虑其他分区要素。这些分区划分在具体的操作执行中会遇到哪些难度和问题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反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 摘要：本文介绍澳门总体规划工作的特点，引出对国内规划编制的启示。rn 澳门总体规划是强调政策性的空间规划，其技术内容包括：基础调查；三区划定：分为都市性地区及不可都市化地区，前者又细分为已都市化地区及可都市化地区；整体空间结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整体空间关系；④土地使用分区：规划分区单元划定，确定各分区的主要功能；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防灾、文化遗产保护、旧区重整、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内容；土地使用利用的一般条件。rn 除了上述技术内容外，澳门总体规划还具有四大明显的特征属性：地域全覆盖性。澳门总体规划遵循普惠与全覆盖的基本原则，对澳门全域进行研究。策略性。规划内容以“空间结构+专项规划”为核心，深度达到“指引、导则、准则”的标准，目的是“形成开发建设的一般规定，用于指导详细规划”。程序化。规划过程性重于结果性，大致分为前期技术准备阶段(前期准备、概念方案和综合报告)和草案编制阶段(草案编制、意见征询和最终报告)。前一阶段可理解为技术方案的编制论证过程，后一阶段则是如何通过必要的行政程序。实现规划的合法化。参与性。通过广泛参与确保规划的行政合法性。总体规划的参与方包括土地工务运输局、其他行政公共部门、城市规划委员会、跨部门委员会、公众和专家；规划编制过程中明确三次公众参与的时间、目的、重点和方式等详细内容。rn 澳门总体规划的启示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总体规划的基本定位应回归到政策性的平台作用，即在宏观层面避免结构性失衡，微观层面则更多地让位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改变规划的技术工具身份，强化底线意识，强调基于技术合理之上的政治正确与经济可行；要实现规划的战略转型，空间关系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调节；要终结规划的龙头角色，注重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多元价值选择和社会政治过程特征。二是总体规划的科学内涵应回归到“规划的本质是一种共识”，包括：区域共识，不以区域或乡村为代价的城市增长；部门共识，强调职能与责任的对等，制度约束下的有限解决方案；社会共识，“法无禁止即可为”比“法无授权不可为”更重要。三是总体规划的技术内容应终结行政手段对城镇化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过度干预，研究面向区域竞合关系的城市职能演替情境，强化结构性控制的思路，建立对相关规划的引用制度，改革审批制度。
  • 摘要：针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和趋势，混合居住作为与同质居住对应的异质居住模式，近年在我国得到重视，认为混合居住能够弱化居住空间分异。很多城市已进行了实践探索，有必要对混合居住的实际效应进行检讨。根据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社会结构通过空间化过程投射到物质空间上，而物质空间通过社会化过程又反过来塑造社会结构。混合居住原理可以解释为：混合居住形成混合居住空间之后，这种新的社区空间通过其产生的效应塑造社会生活，弱化居住空间分异。“大混居，小聚居”的混合居住模式符合保障性住区居民的邻里选择意愿，实际接受程度高，能形成相对稳定的混合居住格局。从低收入阶层的角度看，研究佐证了“大混居，小聚居”是现阶段国内较为可行的混合居住模式的认识。尽管混合居住在某些方面是无效的，但没有明显的负效应，总体效应是积极的。混合居住分为空间混合和社会混合两个层次，从主观上具有向往其能够通过空间的混合实现社会混合的良好愿望。受市场、社会文化和制度体制因素影响，社会融合、社会资本获取情况都难达到理想预期。高收入阶层模范效应不明显，由空间混合居住并非能完全实现社会层面的混合。规划中应积极贯彻混合居住的理念，避免和减少保障性住区建设集中化等引起的社会不公平。创造保障性住区居民为周边小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就业环境。规划设计中，尽可能留出沿街的底层商铺优先租给社区的保障性住区居民经营，增加其就业机会。功能混合与阶层混合相结合。在社区内布置除居住以外的生活服务功能，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加强社区规划，增加共享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目前社区内各个居住小区是单独规划的，难以形成社区级公共中心。加强社区规划，增加不同阶层居民共享公共空间和设施的机会，增强居民认同感和凝聚力。
  • 摘要：目前，上海等特大城市在进行城市系统评估的同时，纷纷开展了年度评估研究工作，动态掌握城市发展建设情况、为城市未来战略决策提供支撑。因此年度性评估工作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动态化的年度规划评估一方面掌握城市发展建设情况，另一方面研究内容与形式灵活，能够及时针对城市发展的动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不求全，但求精”的特点使得年度性的规划评估能够更具针对性地反映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通过研究为城市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GIS系统能够很好地满足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的需求。便于进行大数据处理，还可进行多属性的赋值，进行数形分析。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读性。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工作涉及土地、规划、建设等多部门，地方规划院应积极探索协作机制与工作方式，不断的积累经验，完善年度评估工作，为地方科学规划发展提供研究基础与发展思路。
  • 摘要：在能源和资源日趋紧张的状况下，如何利用自然之力，构建为城市做功的生态基础设施系统。是低碳社区持久性发展的议题。本案以陈家镇为例，基于城市地表径流的生态管控，对城市雨水排放、基础设施优化、绿色与科学的城市洪涝应对做了探讨。但理念的实现不仅需要规划生态引导，更需要实践操作的执行。降低由雨水引起的城市与环境代价，使用雨水控制利用技术，构建高效的管理体系将是未来低碳新城发展的重大课题，需要跨学科共同研究探讨，才能又快又好地推进中国绿色低碳城区的可持续发展。
  • 摘要：本次规划主要为探索场地规划优先对于山地控规编制的改进。结合四川地区山地工业园区控规编制的实践，验证规划思路，试图为提高四川地区控规编制的效率和增强可实施应用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场地规划在传统控规中只是控规的多项控制内容的其中一项。但是在四川地区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其重要性被放大，成为了主导控规编制、规划实施的重要一环。在山地及复杂地形地区，场地规划优先的实验，增加了控规的可实施性，减少了规划方案因工程设计因素重复修改所耗费的时间。希望在更多的控规设计中继续加以验证，以期完善控规的编制流程，加强控规的可实施性。
  • 摘要：本文从工业遗产用地、工业遗产建筑、实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创新做法，但在后续的实际操作层面，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的实践操作措施。如前文提出针对工业遗产用地权属是否改变，以及工业遗产建筑再利用是否作为经营性用途的盈利设施等情况，应分别进行补缴土地出让金、给予容积率奖励、给予适当补贴等。但具体的容积率奖励和补贴标准如何确定，仍需要结合工业遗产所在地区的整体城市设计、工业遗产再利用功能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定性定量的研究。上文在工业遗产再利用实施保障中提出成立相关协会和基金组织，但如何规范协会和基金的资金运作，也是后续再利用实施管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重要问题。
  • 摘要：自21世纪以来，公众参与的规划实践在我国受到广泛探索，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存在主要的三大问题：其一，公众参与流于形式，仅局限于“象征式”参与的模式，实际操作性不强；其二。公众参与缺乏建设性意见，多以全盘批判否定为主；其三，公众参与往往在最后的环节进行，前期沟通不充分。对于各类人群的诉求，可以总结为，省市政府官员重点关注环境整治、区域防洪、生态休闲旅游开发；相关村镇重点关注镇区改造与拓展，具有地方特色的镇区予以保留改造；市民重点关注改善水质。重塑优美乡里；水利局、国土局等相关部门重点关注生态修复、防洪、保护基本农田。
  • 摘要：开封古城是著名的七朝古都，宋都皇城，历史悠久。而双龙巷历史街区是开封古城内规模最大的传统居住街区，离古城中轴线中山路御街隔两个街区，约850m。面对历史信息杂乱，肌理犹存但破败严重的双龙巷历史街区，其保护利用必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设计之初设定了两个方向：规划设计作为街区重生过程中各项建设的纲领陛指导，不能过于求全求细，应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历史街区牵扯各方利益，规划设计应是基于现实情况下的各方平衡与博奔。因此，如何在甄别历史信息，保存文脉与风貌的基础上，树立合适的保护观念与操作思路，是保护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所有街巷广场等公共空间系统及其地下的市政设施网络先期一次性建成，保障街巷肌理，同时通过街巷划分院落组团，方便后期的长期开发。双龙巷沿街第一界面街区风貌较好。带动与示范效应最好的地区，规划建议后期建设最先着重于这一地区的院落，既可满足前期宣传，也是对其他地块的有效示范。针对街区内现状较好的少数院落，通过政府持有，并建设成为反映开封地域文化的市民场馆，如张钫故居、官窑博物馆、汴绣博物馆、开封民居博物馆等，提升街区的文化气质与魅力。在基础设施完善、各院落组团划分明晰的基础上，规划将双龙巷内院落分为“保留整治”与“整合更新”两类。对院落进行分组团编号，并对每个院落给定规划指标(包括用地面积、容积率、限高、街巷贴线率、绿地率、功能及兼容性、历史元素等)。业主可参照样板院落或自身意愿。对单个或者打包组合组团内多个院落(一次更新最多不能超过本组团内的院落数)整治更新，只需符合院落规划指标即可。而“保留整治”类院落规划指标不突破现状院落的容量、高度等指标；“整合更新”类院落规划指标则由所处区位决定，最大容量指标不超过现状的1．5倍。
  • 摘要：改革开发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中国城镇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在城市研究中，城镇化成为研究的焦点。现有对城镇化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如何促进城镇发展的角度(即城市角度)，而对乡村受城镇化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虽然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城镇化对乡村影响的研究，例如空心村和城中村等相关研究开始出现，但是对城镇化中的乡村变迁还缺乏系统的和深入的理论总结。因此，本文尝试对我国受城镇化影响不同的地区进行研究，以厘清城镇化中乡村变迁的问题和规律。本研究在理论上将从乡村的视角，深化对我国城镇化的研究；在实践上，也为健康城镇化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启示。半城镇化地区主要形成于城市建成区边缘、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过渡性地域，这些区域在空间特征、景观、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往往具有更多的城市特征。通过对江苏姜堰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半城镇化地区，乡村的主要特点有就业结构从单一农业向农、工、商多元发展；城乡空间用地混杂。半城镇化地区乡村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匮乏；原住农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形势严峻。就地城镇化地区是指村庄聚落和人口没有经过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在原地实现向城镇或准城镇类型转化的现象，以福建晋江和石狮为代表。就地城镇化地区村庄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来人口增速较快，形成了本地农民就地城镇化与外来农村劳动力异地转化并存的独特现象；以家庭为主体的移民群体成为移民的主导；流动人口群体长期租住趋势明显。就地城镇化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居住无序，空间职能混杂；房屋空间空置闲置较多；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利益；中突明显等问题。异瑚删涛批区主要指以劳务输出的为主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异地城镇化地区乡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人口外流严重，老龄化不断加深。留守儿童和乡村教育的衰退，传统乡村社区的瓦解等。山区地区也受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显著影响，总体表现为乡村和集镇的衰退。在山区乡村人口大量锐减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老龄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与此同时，作为服务于农村地区的集镇也面临衰退。具体表现为集镇人口锐减，建设资金缺乏、产业支撑薄弱、公共服务设施衰退等问题。
  • 摘要：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中对开放数据、众包数据的应用的意义远不止于其学术价值或者某种程度的技术创新，其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规划和政府治理。传统的城市规划的编制、研究与决策高度依赖几个官方渠道的基础信息，这些数据基本上只能呈现非常宏观、简单粗略的统计信息，损失了较多的细节，而且基本上只看得到物而看不到人。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门槛非常高，目前有限的公众参与手段比如法规要求的规划公示等大多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让公众参与到规划编制过程中。上述现实可总结为两种信息垄断一是政府部门垄断“供给”，规划编制只能基于受政府垄断的有限基础数据开展，客观上制约了规划编制、决策的科学性；二是政府部门垄断了“需求”。公众参与手段和程度的不足造成规划编制、决策和评估中只听得到政府的需求，而难以观察到公众的需求和反馈。两种信息的垄断形成了公权力对城市规划的完全控制，使本应是一门科学、具有独立性的城市规划成为依附于公权力的技术工具。开放和众包数据的出现为扭转上述局面带来了曙光。一方面，开放政府的潮流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来，中国的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一直都在进步，2010年以来有数个政府数据网站上线。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网站开放了自己的数据或者接口。信息的开放使政府的行为对市民更加透明，政府对政务信息的开放打破的则是对自有信息的垄断；而社会数据的开放打破的则是政府对信息发布渠道的垄断；微博等自媒体和社会化网络打破的是对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控制。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已经不再必须完全依靠传统的数据获取手段来开展，前文所述的BCL平台发布的若干研究都体现出了开放数据对城市规划、研究的巨大价值。另一方面，众包行为带来了新的公众参与形式，并可能促成规划决策、政府治理的改变。众包的行为主体是人，众包数据体现的是人的活动信息。BCL的很多研究都基于这类数据。分析人在空间里的活动特征。如果说开放数据打破了信息的垄断，众包则是创造了一种感知社会、感知人的活动的数据基础。城市规划头一次真正具备了进行人本主义规划实践的数据条件。而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也从过往由规划师、城市管理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小范围的问卷调查、规划公示变成由公众白发形成的、理所当然的、普遍性的、自下而上的行为。众包，以及对众包数据的有效分析利用使得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大幅降低。开放、分享、众包精神与现代公民精神是相吻合的，众包参与者能够更多地被城市规划、城市研究和政府决策所感知监测，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基于其分享的数据来开展，并继而产生可能对分享者有利的决策。这正是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回报和鼓励，是公民社会人本主义、多元主义、开放性和参与性的体现。所以城市规划和政府的公共治理都需要改革，改革的重要背景就是开放和众包运动，规划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用城市新科学开展城市研究和规划创新，实现科学的规划决策和对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最后，本文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两句话：感知即参与；信息即权力。
  • 摘要：经过多年的村庄规划和实践效果，和对近十年中央一号涉农文件、省千万工程相关文件的分析解读，可以明确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实质上是一种“精明式”的用地收缩型规划，重点在“精明”，带来的是“精致”“美化”的景观效果。“精明收缩”主要通过以下三点实现：美丽乡村规划是一种实施型规划，注重实施效果，在3～5年内实现近期行动计划目标。投资渠道、土地管理、实施主体、实施程序等都是实施途径中的重点。由于村民自治的村组织特点，美丽乡村规划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程式公众参与型规划。“生态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属性，因此生态保护、生态技术应用都应在规划中有所体现。
  • 摘要：6年的规划编制印证了城市对地下空间资源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也反映出精细化管理需求的日益增长趋势。沈阳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可总结为“三结合、三转变”的特点：一是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认识上实现了从关注宏观价值判断向强调微观实施操作的转变，找准方向，逐步落实，保障规划能用、好用，落到实处，解决问题。二是与规划管理需求紧密结合。在方法上实现了技术创新向管理平台构建的转变，弥补了既往地下空间一事一议、难以统筹的缺憾。三是与法规体系建设紧密结合。在作用上实现了从化解表象矛盾向解决根源问题的转变。有效促进了地方法规体系和管理机制的完善，为地下空间建设夯实了制度基础。面对错综复杂、积重难返的地下空间现状问题，规划必须迎难而进、积极应对。人们的认识可以是阶段性的、方案可以是不成熟的，但是应该有敢于担当责任、正视自身不足、不断完善提升的勇气。
  • 摘要：本文是安徽界首市的一个案例——从遍布全国的“拾荒大军”开始．逐步发展出全国示范性的资源回收产业集群，探索出一条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道路。希望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剖析，为探索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提供一些启示。首先。市场刺激与个人向上流动的诉求构成乡村工业化与就地城镇化的内生动力。依靠“打工者”变“创业者”的创造力，依靠脱胎于“乡土社会”的稳定生产组织关系。“人”的城镇化还需从“人”中获取巨大的潜力。其次，由于路径依赖与外部负效应，欠发达地区不可能通过自组织机制自发实现系统协调的健康城镇化；以政府干预为主要作用机制的组织机制可以通过资金支持、科技投入、空间规划与管制、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重途径矫正自组织机制的弊端，促使产业与城镇发展协调互动。最后，作为规划工作者，在城镇化热潮中，希望在呵护“城市人”的“乡愁”的同时，能够多走进乡村田野，去聆听父老乡亲的“城梦”，因地制宜、富于创造地探索出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和谐的城镇化之路。
  • 摘要：《北虹口地区概念规划》是基于“小规划”的思路，在上海市虹口区参与的一个规划实践。该项目主要对虹口的北部地区进行研究。对未来该片区的发展和城市转型提出概念性的规划措施和转型方向。在这个概念规划中，提出一些基于“小规划”的理念及措施。虹口北区是一个特例，但也是上海市城市发展阶段的缩影。在这里，既无大规模的集中存量土地，地方政府也缺少推动大拆大建的能力与资金。这就意味着在该地区进一步实现其定位、提升其功能的规划不可能是某种“大规划”，而只能根据现有的产业聚集情况、可获得的政策优势，以及土地可利用情况，来寻找可以干涉的空间，进行针灸式规划。通过小幅地块的调整，个别建筑的更新，甚至是街角零碎空间的利用，从小而大，逐渐提升。这是一个典型的大规划失灵地区，而这一类型的地区，未来将蔓延至整个上海，也许甚至会覆盖整个中国。大规划或许不会消亡，因为人们的雄心理想还在，政治与金融的力量只是短暂缺席，但越来越需要小的规划，诚实的规划，能够解决一个个小问题的规划，能够服务于一个个小市民的规划。
  • 摘要：场站类设施的布局与土地利用布局以及地块开发密切相关，而这些布局都因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而面临重新调整。货运场站重点是受到物流业发展趋势和城市产业转型影响；长途汽车场站是因为区域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而面临整合。新时期的场站规划区别于传统的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更加注重城市功能内涵、集约发展的整合，是一种全面的重新调整而不是局部改善。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类似于公交场站这样的系统工程，往往难以用一个规划来彻底解决问题，再加上复杂、多元的利益格局，常常导致规划难以落实或者落实走样。就空间规划而言，若从一开始就没有将结果为导向。仅仅停留在空间指向层面，这样就难以真正统筹其他部门，并把规划意图在空间上贯彻下去。究其原因。缺少一种规划跟踪落实的机制，从规划方法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要求已远远超出做好一个规划报告本身。换言之，需要的是以规划推动城市更美好，而不是做好一个美好的规划。事实上，新的公交布局模式主要参考香港实践经验，从技术上没有太多创新。这个模式特别适用于当前深圳存量开发下所面临的问题，有效地缓解了土地落实难，并切实推动公交停车问题的解决。所以，规划方法不一定要新．适合当地的才是最好的。
  • 摘要：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必由之路。与现代化城市相比，农村的结构和发展方向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规划建设过程中，照搬城市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是如此。开展生态节水，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人居环境和谐，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借鉴近年来国内外经验，生态节水措施可以更好地促进新农村建设。生态技术主要有以下优点：低投资，低能耗；将污染处理与生态环境相融合，无二次污染；能改善水体自净能力；能提高水质，促进水资源重生再利用，节约水资源。目前，国内对生态技术的利用还处在起步阶段，缺乏水利、生态系统及景观的有机结合。面对我国多数地区面临的水质型缺水，经过生态技术的处理，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满足景观要求外，还可作为农田灌溉、娱乐甚至饮用水源，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又能够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结合当地实际生态环境规划建立适应当地发展的技术措施，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 摘要：研究目的在于检测能否用量化方法揭示出城市公共空间的多重属性与街道网络的构形属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寻找数据之间的关系可以让研究者在一定层面摆脱主观成见，当然关键是数据的生成需要足够理性。结果表明，政府主导性与街道网络整合度的关联比较紧密：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公共空间的发展受到了政府较大的影响，说明政府对城市空间网络具有强势主导作用。但是这些影响主要是对目的地而非途经之地而施加的，而且对于步行行为考虑得比较少。使用者类型与步行和车行的关系都比较紧密：说明了城市市民的自发行为较大地受到街道网络的影响——对后者的依赖很大。历史越久的公共空间句法属性相对越弱(观音桥广场除外)：说明新建公共空间的位置选址更适合民众出行，更反映了当代城市的剧烈扩张速度和程度。公共空间狂欢度与政府主导性关系基本相反：说明政府力量总体上并不推崇公共空间中狂欢度的提升。狂欢空间在城市空间网络中被边缘化。狂欢度较高的公共空间样本与城市空间网络的关系比较疏远：说明了此类公共空间被边缘化的情况。它们基本不属于日常生活空间。但是空间复合属性评价分析显示，公共空间的狂欢度越高，其使用频率以及人流量越高，说明此类公共空间被市民无意识地爱戴与使用。公共空间的狂欢度与体验多样性关系积极，成正相关：说明狂欢度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个人体验的多样化。狂欢度与空间使用者类型以及空间的历史性关系并不明显：意味着狂欢度高的空间并未促进空间使用者的多样性，其自发性不强。实际调研也证实了目前的狂欢行为主要是被规定、被设计、被商业化引导的。因此，市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创造力较缺乏释放的空间，更别说很好地激发新空间的产生了。
  • 摘要：以正在编制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为例，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四个转变”、“六个突出”和“七大重点问题”。rn “四个转变”指的是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的理念转型：价值取向上，由经济导向的传统发展观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市民幸福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根本追求；发展模式上，由外延发展型规划转为内生增长型规划，规划重点变增量规模扩张为存量效率提升；管理方式上，由愿景式终极目标思维转为过程控制底线思维，针对规划实施的全过程建立目标导向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反馈机制；规划内涵上，由规定性技术文件转为战略性空间政策，建立以政策区为核心的空间管控体系，突出规划的空间政策属性。rn “六个突出”指城市发展的六大原则与目标：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积极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突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促进区域融合。共建长三角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突出“生态优先”的发展底线：限定城市边界，控制城市规模，推动城市生态保育和休憩功能融合发展；突出“功能提升”的发展方向：提高城市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进产业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发展，建设全球城市；突出“睿智增长”的发展路径：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创新型城市和智慧城市；突出“开放包容”的发展精神：扩大对外对内开放，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推动各种资源汇聚和多元文化交流。rn 围绕发展目标、城市规模、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分析研判，总体规划编制应把握“七大重点问题”制订应对策略：规划目标应体现国家战略要求，追求更高的城市品质；城市规模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底线，锁定终极用地规模；空间布局注重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产业发展突出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综合交通注重对外交通枢纽功能与公交优先；生态环境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推进生态网络建设；新型城镇化方面着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同步推进新城发展、乡村建设与中心城更新。
  • 摘要：近年来，城乡规划已逐渐由单一的城市向城乡双重视角转换。从空间上将城市发展与农业要素结合，两者各取所需，或许可以缓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问题；同时探寻另一条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解决之路。但空间布局上的结合只是问题解决的开始，城乡空间与功能上需形成良性循环。城市布局需从规划设计到城市运营管理的全过程进行控制；也需对农业产业功能进行升级引导，对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变给予政策与服务的支持。以洛阳万安山生态示范区规划为例，进行了城镇与农业融合的新型空间布局尝试。基地位于洛阳市区东南，现状以农村、农业为主，地形南山北田，有丰富的景观梯田，按照发展定位。将以旅游项目带动，以休闲为特色，打造功能完善的城市组团。
  • 摘要：党的十八大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要求“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农村清洁工程和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全面控制农村点源、面源污染。为此提出了适宜农村污水处理的技术，主要有渗滤处理系统、氧化塘、三格式化粪池、生物膜法、蚯蚓生物滤池、人工湿地等。
  • 摘要：加强养老设施规划编制、管理的创新，将会对我国转变城乡空间发展方式、提升城镇化内涵与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改善城市老年人居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养老设施规划改革与创新点主要有：养老设施规划视角的转变，养老设施规划目标的转变，养老设施规划体系的改革，养老设施规划标准的创新，养老设施规划控制方式的创新，养老设施规划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创新。
  • 摘要：南沙新区位于珠江出海口，水网密集。水资源丰富。水系不仅是南沙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内容，更是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统筹城乡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发展的重要体现。“以水兴城”——利用南沙水资源优势促进地区多维度综合发展，成为南沙水系规划新的时代要求。从内外水兼顾、城乡水统筹、片区风貌规划和功能区水系规划四层次划分水系规划对象。遵循自然规律，建设环境友好的内外水，实现城乡一体，各有侧重统筹城乡水系。
  • 摘要：随着我国西北地区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小城镇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小城镇相比城市来说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简单套用城市模式进行规划编制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也就严重制约了西北地区小城镇的发展。传统的规划方法脱胎于城市模式，在作用到西北小型镇区这种规模极小、功能简单、要素单一、问题明确的规划对象上存在适宜性问题，表现为体系中诸多重在“控制”的内容是失效的；而城市设计所适用的对象特征与西北小型镇区相仿，能够从“人”的需求出发，实现“空间引导生活”，实现对于现行规划方法和体系的优化和完善。所以，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城市设计能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作用方法，寻找并优化现行规划方法体系中失效或者不适宜的内容，进而针对西北小型镇区的特征。实现适宜性规划方法的探索。
  • 摘要：本研究针对居住地块控规开发强度控制中公共利益缺失的症结，提出“开发强度绩效”概念，并通过调查西安市300个现状已建成居住地块样本的当前开发控制状况，重点在地块自身和地块所在片区两个层面构建容积率与公共利益因子配建关系的数学模型，以此量化分析已建居住地块典型样本的开发强度指标与公共利益因子的当前配建状况，即“当前绩效”，探讨公共利益因子完全能满足各类规范要求时，即开发强度达到“期望绩效”时，开发强度指标和公共利益因子的合理配建关系。
  • 摘要：无论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历史保护，最终的根本还是人，一切规划设计都应以人为本。合理的规划就是要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既留得住乡愁，又要适应现代生活。合理作为的规划应当在依靠保护技术之外，制定合理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改善市政设施，繁荣地区文化，留一片历史城镇的恬静氛围，提供熟悉的安全感。保留过去的记忆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甚至是互生共荣的，地方特色与文化是地区发展的依靠和根基，经济发展了反过来更有实力保护历史资源。社会本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体系，热爱的故乡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是一个发展着的，既有古建老屋，也有地方文化符号的重新塑造，更有新的发展的地方。由古至新，承上启下。
  • 摘要：“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更新，有别于西方城市经历过的后工业化时代城市转型，并不必然经历先衰败再复兴的模式；空间政策方面，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着手，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城市更新也是城市社会发展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和社区合作，发展初期关注经济增长和效率；后期强调社会功能，社会公正和社区建设；“规划先行”是城市更新的有力保障，需同时考虑物质条件改善，经济活力复苏和社会结构优化；建立实施跟踪和动态规划机制来促成规划目标的实现。
  • 摘要：实效博弈是个体收益最大化与集体收益最优化的理性工具，建立多重均衡博弈、相对理性博弈、动态博弈等实效博弈模式可提高城市空间资源调配的实效性。同时，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顶层设计，可以平衡多主体之间的相对利益，保障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
  • 摘要：国际城市在二战后主要经历了两次发展转型，逐步注重对全球视野、全球战略、全球影响的关注，并以“全球城市”作为转型目标。未来上海的发展也应以全球眼光审视，充分发挥上海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作用。按照“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总方针，强化上海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对周边区域的集聚、辐射、服务能力，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突出全球城市作用，代表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具体表现在：城市功能上，进一步强化配置全球资本的控制和中枢能力以及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强大产业创新研发能力，发挥辐射世界、服务全球的世界级经济引擎作用；经济发展上，转变发展方式，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科技创新实力，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引擎；国际影响力上，重视对城市文化产业培育、文化设施完善、文化遗存保护以及国际文化影响力的推广，关注绿色、安全、宜居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全方位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文化影响力；空间结构上：加强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体现“城市一区域”的都市区特征和“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特质；城市环境品质上，注重生态网络建设和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打造，持续提升环境品质，改善空气质量，建设生态宜居的城市。
  • 摘要：我国现代城市设计的研究与实践，经历了从欧美发达国家引介、吸收、实践、再创作的过程。伴随着30年快速城镇化进程，城市设计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发挥着微妙而强大的作用。尤其在近10年里大量的设计实践作品都带有与“社会发展、土地管理和资源分配”等显著相关的城市规划的属性。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我国特大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城市设计实践新理念、新技术的“试验场与集聚地”，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一起，潜移默化地描绘并定义着当代中国的城市。城市设计不仅成为城市风貌引导与控制的重要手段。往往也由于其丰富的表现力成为招商推介与宣传的有力工具。我国的城市设计本土化过程是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着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分野与融合，而且是在更广泛的空间平台进行着更加多样性的城市设计实践。这种分野与融合的过程仍然还在进行之中。总体看，规划引领建设的龙头地位是明确的，中国城市设计必须充分考虑与城市规划的接驳关联和层级结构。
  • 摘要：本课题的主要技术思路是在可计算化的三维信息模型基础上，综合利用气象数据和外部环境数据．进行规划微环境生态模拟与评估，以此实现规划设计方案的空间设计优化。基于目前生态模拟软件的不足，本文对影响建筑形态调整的环境因子进行重点分析，实现生态技术与气象数据的对接。最终量化节能指标，以此实现生态模拟软件的综合，切实优化方案的空间设计。希望对生态模拟在城乡规划领域类似的研究与生态技术的应用有所裨益。
  • 摘要：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空间重构，不同类型的人口在城市特定地域内聚居，带来社区类型和问题的多元化。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基本“容器”，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对于社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本规划以厦门市兴旺社区为例，探讨位于城市边缘区、居住和产业园区融合的社区规划编制，构建多方参与的“社区工作坊”，提出“物质一管理一认同”三个层次的社区规划策略，并以社区发展的具体项目为抓手落实行动计划。构建多方参与的“社区工作坊”是社区规划中公众参与的有效途径，基于企业和居民参与的社区规划编制的追求就是规划内容既满足主体需求，又能得到主体认同，其实施结果也满足公众对社区的诉求。规划内容上，引导社区规划从物质空间、管理服务到社区认同、融合的各个环节。其中全面重视物质层面上，注重改善社区的生态环境，完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营造宜业宜居的社区硬件环境；管理层面上，完善创新社区的服务管理机制，通过服务均等实现社区和谐，通过管理创新建设典范社区；认同层面上，营造和睦的社区环境，培育社区共同意识和精神，提高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 摘要：本研究关注了3个基础问题：是否城市的空间生长和个人财富中最重要的不动产价格之间存在时空的动态关系?假设动态关系成立，那么空间布局的变化对房产的影Ⅱ向是正还是负?哪些类型的空间生长能够提高房价?这种动态关系是否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步?是否存在城内城外两种或多个细分市场?基于5个模型结果(OLS，fixed-effect，randomeffect。time．态变化对房价时空的波动存在正负影响。具体而言effect和two．way effect)，发现南京的城市空间形。这种动态关系分别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但并不是时空同步的动态关系。说明了市场中存在细分市场，高价值的不动产涨幅受空间布局变化的影响较小，而郊区的不动产相对受布局变化的影响较大。此外，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空间形态变化都能够影响房价，只有在步行活动尺度、环城高架路和城际间快速路的附近才会对不动产产生显著影响。步行尺度的可达性改善可以提高房价，但大交通流量的道路建设往往因为综合了其他负外部性(如噪声)而对房价有负面影响。我们的发现和之前学者的发现保持了一致(如Smersh and SmIth，2000；Song and Knaap，2003；Tian，2006；Capozzaand Helsley。1989)，说明可达性的变化确实能够影响房价的波动。同时研究结论也建立了一个评估规划方案的理论框架，并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当地政府应当在实施规划方案之前评估该方案对个人财富价值的影响，在新一轮的城市化建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 摘要：本文以中心体系的技术方法为研究对象，结合城市中心体系规划实践，分项阐述城市中心体系的相关空间界定方法、空间解析方法与布局规划方法。中心体系的空间布局方法采用空间适宜性布局的基本技术思路。归纳制约城市中心区布局的刚性要素，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既有发展基础、历史文化保护因素、主体功能分区、生态制约因素等，在此基础上划定中心体系布局的基本研究区域。建立空间适宜性布局模型，从经济技术性、社会文化性、自然生态性等方面设定中心体系布局的影响因子体系。其中经济技术性评价，主要包含交通可达、土地成本、设施配套等方面评价内容；社会文化性评价主要包含文化积淀、景观品质、人口聚居等方面内容；自然生态性评价主要包含地质条件、景观资源、污染状况等方面内容。从生产型、生活型、公益型服务业对布局区位的差异性出发，分别划定城市适合布局的区域。总体而言，生产型服务业布局受宏观交通区位、资讯便捷性、技术资源获取及政策带动等要素影响较大，生活型服务业布局受到道路可达性、大运量交通设施布局、土地成本、消费者距离及历史文化积淀等要素影响较大。公益型服务业布局则受到土地成本、景观资源、政策带动等因素影响。叠合生产型、生活型、公益型服务业的布局区位。并结合城市服务业发展规模与土地容量进行修正。设定不同的发展情景，形成中心体系的若干种布局模式进行比选，为城市发展过程中选择中心体系的空间布局和合理结构提供理性科学的依据。
  • 摘要：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厶内容。城镇化是重要载体和平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2014年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这是一个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规划》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以“四个一体化”为基本思路，在县域范围内统筹各项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规划编制体系也需要创新发展。县域应引起关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平台，县规划甚至可以考虑从编制体系中独立出来。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按照“发展中心村、保护特色村、整治空心村”的总体思路，落实《村庄整治规划编制办法》的具体要求，走“精明收缩”的发展道路。现实中，城市和乡村都在进行空间扩张的怪相值得反思：人究竟从何而来。
  • 摘要：从2002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一直到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会议。近十年的政策变化反映了国家宏观导向的转变——“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转向公平共享”。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以人为本，公共共享”排在了规划指导原则的首位。如何真正地在需求导向下让规划引导公平共享的实现，一直都处在一个探索阶段。本次论文中规划的创新思路可以总结为：以需求为导向去发现矛盾，以“公平”的双重维度为途径，通过采取规划的措施去引导探索解决矛盾的平衡点，而平衡点的准确把握则有利于在规划中真正落实“以人为本”，进而实现“公平共享”。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尤其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出台，强烈引发城市规划的变革思考，作为青年规划师，应勇于承担这种探索规划变革的责任，并在今后的规划思考和实践中勇于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
  • 摘要：空间格局的梳理和推进。是创建“国家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核心内容，规划提出“减量一置换一增效”的统筹发展模式，改变以往依靠建设用地增加换取经济发展的路径惯性。首先，梳理生态保育和修复系统，将41．1％用地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第二，识别可落地的减量对象，重点是黑烟囱和无证无照等违法排污企业或违法用地、外围低效或零散“高污染、高能耗”工业用地、空心破败且没有特色的村庄用地。第三，提出减量规模，在土规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33．5km2基础上再减少10．5km2。减量虽不多，但意味着控制东莞多主体建设带来的巨大增量，难度很大规划选择未来发展潜力地区设立集中发展区，由市投资平台统一高标准开发，各镇街以建设用地指标入股，尤其是减量指标，共同分享更高收益。该措施将外围低价值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转移至轨道交通枢纽及港口等高价值地区，将高价值地区的基本农田腾挪至外围低价值地区，争取实现空间效益的最大化。发挥各主体作用，促进产业复合发展。过去城市以大工业支撑，现在水乡优先发展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科教研发、电子商务、健康医疗、都市农业、商贸物流等新型产业，促进存量用地转向新产业。在生态空间，以农业产业园和农业生产观光休闲基地为载体，重点引导发展休闲旅游、精品农业、都市农业，促进农地增收。在村庄聚落，鼓励发展文化旅游创意、广告设计、工业设计、传统民俗传承等文化创意服务业。增加村民增收。在镇街，重点引导传统产业升级发展都市工业园，增加就业岗位和促进镇街税源扩大。
  • 摘要：目前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在此背景下，许多城市的着眼点也从“增量型”规划逐步转为“存量型”规划。《成都市新都区旧城改造实施规划》提出：“更新单元+项目包+城市更新导则”的方法。之所以选择新都旧城区为例，因其现状情况复杂而综合，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特殊性。多年来地方政府做过很多轮、各种类型的规划，涉及旧城的部分，均苦于难以落实。规划提出“全国旧改示范区”目标，规划由“改造”与“实施”两大方面构成。
  • 摘要：针对城市空间管理提出全面整体而又能够落实的控制引导策略，并形成空间控制引导数据平台，作为城市建设管理的依据。本次规划研究以云南省保山市为例，对保山260km2坝区进行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整体设计导则研究，在研究中突出强调了分层、分类的两大方法——分层控制，整体—分区—单元的空间控制体系；分类控制，通则细则结合。
  • 摘要：乡村建设问题是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它曾数度沉浮，但每次浮现，都是对不同政治力量和知识力量在社会改造能力方面的检视。在对现代性的苦苦追寻中，它一直是中国无法破解的一个难题。美丽乡村规划是乡村现代化建设中规划师直接参与的实践活动，其中的思考也有别于过往的城市规划经验。乡村没有大拆大建的蓝图式规划，乡村规划更呼唤“躬耕”式的乡村建设实践。
  • 摘要：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环境如何变化，人的基本需求不会改变，通俗地讲是衣、食、住、行、就业、娱乐、交往。面对于此，人们又重新回到了规划设计的原点:如何组织日常的工作与生活空间，如何营造有吸引力与活力的城市社区。面对更为智慧的社区居民，社区规划需要在规划理念、规划方法、指标体系、组织方式上完成革新，以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 摘要：国内现有的公共资源配套多从需求出发，测算现状、规划的人口总量指标，通过千人指标、对应人口规模、分层级、服务半径等方法，主要依据《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和《城市居住规划设计规范》等进行配套。而对于建成情况和人口结构较为复杂的旧城区，难以根据人口总量的方式简单测算，需要从旧城的人口结构实际情况及其变化趋势来进行科学的规划预测，使旧城区本已紧张的公共资源得以合理整合利用。本文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于对旧城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实效性的探索，结合具体的规划项目，从上海青浦和浙江舟山两个旧城更新研究的案例，总结基于实际需求的旧城区公共配套规划方法。除传统的人口规模外。人口结构特点和社区社会分层类型也将成为精细化配套的主要依据。针对旧城区的人口结构及趋势，公益性与营利性设施的需求变化，选用配套指标精细化配置：教育设施的需求以提升质量为主，规模也适当增加，人均建筑和用地面积将会趋近现行国家规范的上限值；养老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凸显，要达到“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要求，考虑到养老设施的空置率和实际情况，其设置标准可适当采用较低标准；强化基层服务圈，对于文化体育设施、社区服务配套设施。进行细致的社区配套，鼓励动态补给。顺应人口的变化特征，建立较为弹性的公建配套使用机制。根据服务设施利用情况，设置不同社会设施的统筹范围。探索建立较为弹性的公建配套使用机制。合理利用社区内的公共设施资源和土地资源，充分利用时间差，提高社区公共设施和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旧城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针对自身公共资源特点，大多采取了较多的地方性的措施来应对和自我补给公共资源问题。如统筹教育资源，迁转并校，互相腾挪、联动调整不失为较好的办法。
  • 摘要：设计，源于生活。符合生活常理的规划就是好的规划。历史地段的规划设计，更要以居民为主体，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生活设施完善化，需设计周到，包括对生活设施的有效配置，和改善街区交通出行。市政设施现代化，是基本目标，包括管线入地工程先行，历史地段消防要务，并考虑现代化建筑设备的完善。住居环境优美化，不是形象工程。设计要求可总结为“三要三不要”：要整洁干净，不要整饬一新；要便利实用，不要华而不实；要朴素合体，不要喧宾夺主。
  • 摘要：自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实施后，乡和村庄规划成为独立的一类规划，然而相关的法规、规范并未及时配套。目前乡村类规划依据的国家法规及规章仍是《村镇规划编制办法(试行)》(2000年)、《村庄整治技术规范》(2008年)；技术标准也主要参照《镇规划标准》(2007年)。另一方面，近年来村镇在规划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随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城乡总体规划、新型城镇体系规划、村镇总体规划及村庄建设规划等涉及村镇的项目类型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镇规划方法，包括弹性规划+终极目标式布局，协商式的规划方法，具有弹性和可选择性的规划方法——农村住宅设计的菜单式方法，问题导向的规划方法——配套设施规划应作为村镇规划的重点宅设计的菜单式方法等。
  • 摘要：主体功能区划作为发改系统的规划创制，主要针对国家和省两级行政区域，对空间层次和空间尺度的把握方面存在些许不足。“县”作为宏观与微观经济结合部，在落实主体功能区中存在几方面的困惑。空间方面，县域空间跨度小，呈碎片化和匀质化，难以按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划分；时间方面，地域功能动态变化，不利于稳定的区划方案，以及持续的功能建设；政策方面，主体功能区划的政策设计侧重战略性、普适性，对微观地域指导意义并不明显。综合主体功能区的经验及在县域层面应用的不足，提出一种变通思路。根据现状空间特征及总体规划空间结构，划定较小的地域作为基本单元，即次区域；次区域划分稳定，保证政策和功能持续建设；根据发展阶段，赋予次区域更为精细化的管制措施、功能导向和政策指引。主体功能区的工作逻辑是首先确定类型划分，然后根据类型制定设计发展政策。最后进行空间投影。确定功能区划，类型设计和政策设计相对稳定，功能区划动态变化；次区域的工作逻辑是首先根据现状空间特征及规划意图确定空间规划结构，然后由规划结构划定次区域，最后针对次区域进行精细化的政策设计，规划结构和次区域划定相对稳定，政策制定随所处的发展阶段动态变化。
  •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媒介信息化不断深入，城市及建筑的空间审美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实体空间界限，网络媒介作为传递和表达城市形态的重要手段深刻地影响了意象感知的建构。这一变化趋势使得城市意象感知的客观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在互联网视角下。城市空间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日常生活感知的空间尺度超越了时空距离。在此背景下，如何对互联网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城市意象进行特征归纳，是解释网络社会中城市与建筑空间嬗变的重要议题。实证研究中，都市景观、山水景观、乡村景观等实体空间的意象在场景频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建筑、街道、广场等物质性的建成环境依然是网络社会中的空间意象载体。网络社会中，由于地域营销的滥觞，核心城市其周围的地域景观被异化为休闲为主的景观意象，从而呈现出大量的传统风情或者自然景观格局。高度发达的媒介拓宽了意象的空间映射范围，建成区以外的自然人文景观承担了城市名片的网络营销功能。从城市设计的价值观来看，如何摆脱地域营销和流动空间的双重束缚、回归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考验着每一个设计师的智慧。
  • 摘要：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在经历此前阶段的快速扩张时期后,发展的方式和理念面临转型.此中,城市更新不仅因内生外在的需求而获重视,亦因此前饱受争议而渐成焦点.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基于城市治理的视角,结合所参与的规划与研究实践,提出个人的观点与思考.城市更新的实质在于空间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博弈，涉多元利益主体，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规划需要明了两个问题：为了谁的利益?利益是什么?对于矛盾、问题的解决需要制度框架一即城市治理模式的响应。期待未来的规划走向多元协商、利益共享、上下嵌套的治理模式。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应主动实现自身理念、方法的转变，在城市更新中起到桥梁与平台的作用。规划唯有成为一种“公共契约”才能发挥应有效应。
  • 摘要：绿道规划的核心意义在于强调从人的角度来思考绿色空间的组织与利用，为绿色空间的“被动刚性控制”到“积极空间管制”提供新途径，是人本关怀下城市绿色空间规划的战略性创新。结合国内外已有经验，以及在我国快速推进中存在的问题，项目组结合实践进行了创新性研究。项目组在台州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东部新区项目群的协同规划中，改变了传统形态化的绿色空间规划方式，从人的空间体验需求着手，通过特色化、一体化的绿道慢行网络优化绿色空间组织；通过绿道的先行先建带动新区高起点高品质建设。
  • 摘要：基于底线思维的广州市“三规合一”工作。找到了一条协调规划矛盾、探讨发展权安排、强化生态保护、促进土地高效利用和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路径。广州市“三规合一”工作探讨划定了建设边界、建设增长边界、保护边界、产业区块边界，但具有排他性功能的市政公用设施边界、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设施边界的划定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底线思维的“三规合一”工作还任重道远。
  • 摘要：生态容量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由于湿地对于物种的保育和资源的净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生态容量的评价和判定是湿地公园规划的难题之一，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工作，在不违背其生态功能的前提下进行旅游、休闲功能的植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由于数据的有限，本次规划直接采用“旅游生态容量”评价方法，对于城市污染物排放、资源损耗等方面没有具体的分析。
  • 摘要：新时期上海产业发展的目标是以构建与全球城市相匹配的经济体系为目标，强化高端服务业引领，不断提升产业能级，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重的产业结构；构筑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主，具备全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全球城市核心空间载体，以高度发达、多元化、功能全面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加强金融、创意产业、专业服务功能建设，提高甲级写字楼比例，关注老旧办公楼宇的更新提升，同时兼顾少量精品型都市工业。中心城不再保留成规模的工业区块。为全球城市配套功能区，为中心城提供产业配套和支撑功能，对于保留的产业基地和园区，应强调升级提升，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自用的研发设施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能级提升。打造以新城为主的综合性功能城市。均衡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土地集约利用、产城融合和二三产融合为发展理念，完善新城城市功能。在城市土地资源紧约束的背景下，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收缩产业用地规模，进而为城市服务功能发展和宜居环境建设提供必要的战略空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实施的关键在于土地、规划、产业、财税等各方面配套政策的支持，以及科学可控的推进机制。
  • 摘要：规划使文化传输走向文化传承，不只是一种物质空间的延续。更是一种生活和思想印记的继承。寻找从文化传承走向全面的城市复兴的规划路径和政策措施，切实展开包括旧城环境在内的历史文化资源的评估，关心城市主体居民的需求和愿望。对文化传承过程中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权益保障。以及社会公平问题，需要通过公众参与的程序来公正处理。
  • 摘要：本次报告基于上海总规的前期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研究”，以上海为例．剖析上海新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世界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律重新认识，总结出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并提出面向长远和可持续的上海空间体系和新城发展路径。本研究提出上海空间体系发展策略，“圈层定模式，廊道定重点”。首先是圈层定模式，在市域范围内划定核心层、联系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界定各范围内的新城，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核心层强调融入中心城发展．重点是功能外迁、产业升级、品质提升。联系层强调建设以特色服务功能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重点是强化市级功能集聚，加强公共服务、交通服务供给。外围层强调建设以先进产业功能为主导的综合性城市，重点是强化先进产业功能。促进职住平衡，同时简政放权，独立运作。其次是廊道定重点，基于区域联系方向和区域门户联系，确定上海未来重点发展廊道，并制定相应的廊道发展政策。一是差异化投资引导和设施供给，二是严格控制廊道地区的生态边界。在两大策略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应引导上海的空间等级体系向功能中心体系转变。
  • 摘要：按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及城市更新的速度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是全球生态城建设的核心区域。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建设项目以低碳生态作为目标．并且强调落实。为此，必须将低碳生态规划与我国城乡规划体系相结合，即通过生态规划理论指导规划编制。当前，国内绿色建筑指标体系已相对完善。如何在规划中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低碳生态应用和评估体系，将低碳的落实从建筑单体拓展至城市片区，尤其是排碳量较高的高密度地区，是重要着力点。
  • 摘要：大型主题文化项目对周边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城市结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在城市结构上，作为城市副中心。首先能调整城市的整体结构及功能布局，而由于是大型项目，将推动大面积的城市更新或者伴随着大面积的城市建造，还将局部地改变路网结构。经济层面上，将调整区域的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提升区域土地价值，改变区域的主要客群。社会层面上会改变区域的社会结构、丰富区域的公共资源。大型主题文化项目为驱动来塑造城市副中心有以下优势：自上而下的规划式有政府支持，能获得政策福利．方便区域发展；由于项目较强的主题性，能够很方便的确定自己的职能定位。也容易受到社会认可；这种大型项目容易成为城市地标，在宣传上十分方便；这种大型项目便于政府招商引资，引入一线品牌后产生滚雪球效应，更容易形成城市副中心。当然利用大型主题文化项目不一定能成功将区域塑造成为城市副中心，但是这些项目由于地标性质的存在，十分容易成为局部的中心，至于是否能成为城市副中心，一是看人气的聚集情况，再就是看政府的政策了。
  • 摘要：本文以乡村规划社会调查获得的现实经验为基础，反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规划的迷失和偏差，另外总结了笔者在乡丰寸规划实践中的经验，提出城市时代的乡村规划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中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是值得人们不断反省与追问的，而对于日趋边缘化乃至难以向社会发声的“乡村”更是如此。当无可避免地抱有对城市文明的倾向性选择和习惯性思维时，或许城乡规划更应放下“城市”的架子，从乡村千年传承的文明和智慈中吸取营养，同时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选择权更多地交还给乡村的主人—农民。
  • 摘要：当前我国的城乡规划体系尚无法充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战略转型时期”两大宏观背景，导致某些城市政府和部分学者对城乡规划的作用产生了质疑。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规划起到了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发挥了“宏观调整职能”和“综合协调职能”。为了使城乡规划更加适应我国的宏观背景，城乡规划体系应当在“制度建设”和“技术提升”两个方面都进行研究和改进。“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应当说是当前的制度改变和升级。同时，城市规划工作者，也应当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可行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和手段，增强城市总体规划的“科学权威”和“法理权威”。
  • 摘要：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社区层面严格区分出了“本地”和“外来”两个群体，户籍身份的不同除了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别，还对居民的居住流动策略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过程来看。居住流动最先发生在本地居民中间，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升的居民首先通过购房搬出新村。流动一旦开始，外来人口通过链式流动快速地侵入新村，而外来居民的增多和环境品质的下降又加速了更多本地居民的外迁。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居民只能留在新村，更困难的工人家庭则选择向着更恶劣的居住状态流动。本地与外来居民的替换过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空间一社会”过滤系统，系统中的个人和家庭都在通过居住选择实现着各自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从流动的结果看，9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并没有彻底打破单位制社区中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留守居民在二次就业、住房安排、子女教育、家庭互助等方面更加依赖于新村原有的社会网络，即使是迁出新村的居民在居住地选择、户籍和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与新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得本地居民对社区网络的依赖程度反而加深了，旧的社区生态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保留和调整。而另一方面，外来居民由于社会资源的缺失以及居住身份的差异，迟迟无法融入新村并产生归属感。可以说，在居住流动的过程中，流出的本地居民并没有完全地“离开”，而流入的外来居民也很难真正地“进入”。虽然分享同一社区空间，但两个群体之间却少有交流。高度稳定的单位制社区结构正在被一种更为复杂、流动的结构所替代。但新的结构尚未产生出积极的社区融合。
  • 摘要：本文探讨了自然主义视角出发的城市衍存三律——极化存在、加速迭代、单向演动，从城市繁衍规律和存在逻辑的深层视角去看待城市进化的自然危机、去理解文明意志的局限。
  • 摘要：围绕当下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特点与大都市区的空间发展特征进行规划思考，总结了近十年来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十个特点和趋势，包括：开展对上一版总体规划实施的前期评估、社会动员与公众参与、继续强调总体规划的战略性、解析转型发展的命题、深入对“人”的研究、探索“两规合一”或“多规融合”、整合和划定开发边界、突出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从重规模转向重视结构、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等。这些特点和趋势，反映了规划工作者改进规划的努力。rn 然而对于大都市区来说，这些规划编制的改进还无法真正解决其历史性转变中面临着的现实需要。应进一步加深对城市空间发展特征和区域发展规律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我国的城市制度，大都市区的概念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简称A层面)指在大城市本身的行政辖区范围内，以主城为中心、包括近郊、远郊在内的城镇化地区所构成的“大都市区”地域单元，有明确的一级政府的行政边界。“大城市”本身就可以视作一个“大都市区”；第二层次(简称B层面)是指以大城市为中心，在更大区域(跨出行政辖区的)范围内的城镇化地区(市县镇)共同构造的功能紧密联系的大都市区。鉴于规划编制和实施主体的有效性，目前的大都市区总规的研究重点还在A层面(如北京和上海)，但必须意识到，只有同时研究B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才能在功能和结构意义上为A层面规划提供前提背景。rn 对于大都市区空间发展规划方面，应通过通勤、出行等人的行为来认识都市区内部空间发展状态，综合关注“人口、功能、交通”关系，高度关注城市内部结构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调整。rn 最后，大都市区总体规划改进有三个方向：全方位综合考察人口、功能、土地使用、公共交通，重塑大都市区的内在结构；充分重视场所创造，把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部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塑造好贴近居民活动尺度的社会空间场所，改善中国的城市品质；充分发挥规划作为配置空间资源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深化改革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大都市区的总体规划审批。
  • 摘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背景与工作思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期、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突出等背景下开展的，规划目标是落实中央对首都发展的要求，实现区域协同，部门协作，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五条：从“各自为政”到“三规合一”；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从“增量扩张”到“减量提质”；从“市域发展”到“区域协同”；从“技术规划”到“实施政策”。rn 报告总结了规划改革的四个主要方面：rn 一是关注根本问题——从物质空间转向入。强调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制度和政策是延缓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城乡规划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为人的多元需求提供服务保障。rn 二是形成转型思路——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结构。空间结构上，构建网络化、多中心、优势集中的空间模式，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来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用地结构上，通过结构性调整缓解城市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功能，促进职住空间均衡和城市发展廊道的平衡。rn 三是建立动态情景一从静态转向动态。建立一套多维模型支持的情景规划，对规划实施的动态过程进行校验、评估、预警、调整，支撑规划决策。rn 四是提出改革路线——由管理转向治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包括行政合作机制、评估考核机制、规划调整机制、规划实施机制、公共参与机制等一系列规划实施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的作用，共同提升城乡规划治理城市的能力。rn 重点介绍北规院在激励机制、集体建设用地政策体制、全社会的参与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和研究，呼吁在大数据时代，规划应在技术上实现大数据汇集与专业协同、实现公众参与的全社会化与全过程化，以支持创新型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 摘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那么对于历史街区则要加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关注原住民的利益。历史街区更新的核心思想在于研究当地的物质及其非物质文化来进行传承，建立原住民的日常生活模型来维护街区自然的时空结构，寻找适合于街区的特定改造模式从而实现改造的经济利益平衡。在扬州古城四大历史街区中，仁丰里的特征十分明显。它是明清老城内唯一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是扬州文选学研究的重要场地；空间上与小秦淮河相依相傍，具有河城一体的独特空间特征和鱼骨状的街巷体系；民俗风情保留完整，街坊特征明显。要发扬传统民俗文化，融入现代新生文化，关注街区时空结构，维护日常生活形态，寻找资金平衡方式，选择适宜改造模式。
  • 摘要：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探讨当前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空间隔离、融合与对策问题。研究围绕四个问题展开：快速城镇化时期城市新移民的隔离程度与影响因素?新移民空间融合现状与机制?新移民的社会空间情感现状，如身份认同、居住满意度、城市居留意愿等的状况如何？政府(基层)推动新移民融合的着力点为何?有效推动新移民城市融合的空间对策是什么?要，鼓励社区参与是新移民城市融合的主要途径。所谓市民化。并不是简单地把人转化为市民，因为市民自身的社区归属感也在下降。强调社区事务的公共参与，依此培育新移民的社会资本，并促其“本地化”，特别是在社区层面，加强社区建设，是强化社会融合的基本策略。第二，集聚和隔离也可能限制新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形成社会网络关系。为此，需要推行混居战略。但是，混居战略应是有选择的策略。应根据不同阶层“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别，予以差异化推行。其中，“中产阶级”是重要的稳定器和混居主体，应重点考虑推动中产阶级与其他阶层的混居，而不是社会两极的空间混合。
  • 摘要：参数化作为一种工具。它的中心根本在于建立一个参数系统，将设计者的理念归纳为一种模式从而运用在设计对象上。故而对于各个领域的设计者而言，不论是否使用参数化工具，具备参数化设计的思考模式最为关键。城市规划和设计的难点在于如何有效地组织复杂系统并在多种利益的博弈中权衡和取舍。而参数化的操作模式能利用计算机擅长处理复杂系统的特性来应付这一设计难点。对于更高层次的决策者而言，通过更具逻辑性和客观性的思考，把握合法、合理、合情的主次关系，摆脱喜恶爱好等主观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采用参数化思路，在决策层面作出更正确更合理的选择，从而在大方向上正确引导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参数化设计是一种极富有逻辑性与理性的设计模式。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的参数化应用涉及空间形态、系统组织、开发时序、微气候、项目资金运作组织等很多方面。故而对于整个产业链。参数化设计方法能够形成从决策、到设计、到施工、到后续开发、维护等一体化联动系统。
  • 摘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写入“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等内容，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的要求。本文通过结合汉南新城项目的具体实践，对城市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五大策略——挖掘文化环境的本质特色，关注“软文化”的指导意义，个性塑造与差异化发展，注重体验及城市功能的融合，与城市社会同步生长，并对相应的一系列思路与方法进行了探讨，保证文化对保持城市生命活力、提升城市竞争优势的作用。希望借此能够激发更多的启示与思考。
  • 摘要：本文尝试建立一个全国尺度的综合模型。分析不同的空间政策，特别是城市规划领域传统的土地使用和交通政策对就业人口迁移和聚集的影响。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可以看出运用SCGE模型模拟交通基础设施和土地供给对就业分布带来的影响是可能的。该模型可以将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各个产业部门的空间聚集和空间区位结合起来，进行较为复杂的区域发展分析。模型可以应用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人口规模预测，交通网络的经济影响评价，以及其他空间政策的评估。
  • 摘要：历史街区中能否留下原住民，规划阶段的导向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中不能忽视公众参与的力量。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实际上介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仅限于预先设计的规划公示、规划论证会议等环节。其中很多活动，在规划工作方案的设计中并未预见到，而是随着规划和实施的深入。自然而然地出现。这也证明了，原住民对老街区的认同感一定是存在的。在规划工作中所要做的，是要通过正确的引导，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们的意愿，让他们参与决策的过程，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目前黎里的整修资金基本都由政府承担。政府通过规划做了上述很多有利于原住民的实惠工程。原住民在规划实施的各个阶段，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但是目前为止，由于产权、房屋质量等种种客观问题。全面改善旧房质量的方法还不清晰。未来需要更多的政府、社会团体、专家和居民的多方参与。特别应当加强对老街未来的原住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正确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得原住民乐于留下，做到对传统文化活态的传承，获得留下原住民最长远的利益。
  • 摘要：根据对区域城镇化格局的研究，对云龙城镇化路径的思考如下：从上述无论是云南省层面还是云龙周边板块两个层面的分析都可以看到，云南省整体还处于点状集聚阶段，外溢效益尚未形成，云龙发展需要谋求内生性动力。云龙地广人稀，又是山区地形，聚集式规模化的城镇化路径对于云龙而言并不适应。而且云龙本身资源并不具有品牌效应的优势，因此需因地制宜制订城镇化路径，走非规模化、保护型的城镇化路径。保山—腾冲的城镇化路径对于云龙而言提供了一些启发，云龙可以借鉴它们的路径，充分借助网络化的生态人文资源，走特色化道路，以非规模化、网络化的方式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基于上述的路径思考，云龙的城镇空间格局在“川”字结构之下，应该构建一个网络化中观格局，这个网络格局将交通体系、城镇体系、旅游产业体系、非农就业体系一并纳入，形成一个扁平化而非等级化的网络体系。
  • 摘要：村民参与源于公众参与，是其在农村地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村庄规划体现“以人为本”、切实解决村庄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为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统筹城乡—体化发展，使农村与城市共享发展的红利与成果，广州市于2012年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并在全市范围内首先选定26个示范村作为试点，编制“美丽乡村规划”，重点解决村域用地布局、美化村庄环境、发展村庄经济、村民住房建设和村公共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规划重视“全方位”村民参与。要求规划师全程与村民保持沟通并及时协调和其他建设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并将其作为规划审批的重要条件。由于村民的意愿得到充分尊重，“美丽乡村”规划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我国最大的民意调查机构—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2年颁发的“倾听民意政府奖”，以及2013年度广东省、广州市“城乡规划设计优秀项目—等奖”。
  • 摘要：巴中市是典型的山地城市，近年来，城市迅速拓展，呈现跳跃式布局发展。运用产城单元的理念来实现各个组团内的功能复合、配套完善与职住平衡，既缓解交通压力，又利于营造更具活力的城市新区或城市组团。由于地形的限制和交通的影响，城市大框架形成“一城两翼”的空间结构，以中间的老城区为基础，向东发展产业新城，向西发展文化新城。规划通过单位用地就业密度计算各个产城单元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据此计算三个城区的职住平衡比例。老城区(巴州城区)的职住平衡比例为52，1％，西部文化新城为52．5％。东部产业新城为78％，整个城市的职住平衡比例为64％，总体上符合职住平衡的基本要求。往小的城市组团看，新拓展的城市组团是功能复合、配套完善的，同时注重产城融合，在为自身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能为周边城区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
  • 摘要：从城市层面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进行生态基地的梳理和分析是重要的举措之一，只有对城市本身的生态禀赋和资源进行合理分区并进行分区管控，才能指导城市的可持续开发和建设。生态敏感区作为一个区域中生态环境变化最激烈和最易出现生态问题的地区。也是保护区域生态系统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关键地区。生态敏感区除了具有生态作用以外，还影响着城市以及城镇群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向、用地布局和城镇体系结构，对城镇群体系的框架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城市生态敏感区，对于生态敏感区的保护一直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同时对于这些区域的开发也非常关键。因此，对生态敏感区进行分层分区的管理和控制，有助于城市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提升城市的等级。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及各种资源要素向城市高度集中，从而建立起了以城市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和城乡对立下的总体社会关系。城乡发展的不对等，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也加强了今后城乡关系“修复”决策和操作上的复杂性和困难度。十八大以来力行贯彻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其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等理念则是对这种旧式城乡关系的修复乃至重构。由此，新型城镇化下的城乡关系应作何改变，相应的乡村空间政策应如何改革以适应新型城乡关系，以及如何落实到具体的规划管理工作中?这一系列问题将成为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为新型乡村的空间政策制定和规划管理变革提供参考建议。作为空间政策之一的城乡规划，在其中应起着新一轮调整农村利益关系进而调整城乡关系的作用。因此，研究在分析原有乡村规划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规划理念、方法、内容及规划实施等四个方面，对乡村规划管理提出如下具体改进建议，以期为新型乡村的发展及村庄规划管理提供解决思路。
  • 摘要：本研究从对新型城镇化要求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行解读入手，认知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含义及核心利益诉求。通过对现有国内农民市民化途径分析可知，失地农民存在被动市民化的现象，出现有居无业、有居无乐、有居无城等现实问题。失地农民市民化可持续发展面临种种难题。提出失地农民市民化应体现“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理念。安置模式应明确安置区建设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安置标准制定应根据失地农民实际需求建立均等化、多元化和人文化的适宜性安置指标体系。安置规划应该是一种公共政策的整合。安置区建设应从空间分配层面为宏观政策机制提供决策。
  • 摘要：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舟山群岛新区等海岛区域的定位提升，未来海岛地区将成为新型城镇化、海洋经济等国家战略关注的焦点和实施的主体，在此背景下探讨海岛地区空间规划的编制创新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朱家尖岛建设规划》rn提出了一种新的规划类型，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创新探索。而如何在尊重海岛现状、体现海岛特色的基础上将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在规划中落地，是后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议题。rn 综合海岛空间发展的自身诉求，以及新型城镇化对空间规划的新要求，提出新背景下的海岛空间规划应当具有以下四大主要特点。rn 整体统筹、节点强化：保持海岛整体的完整性，在同一空问内积极探索城乡统筹、陆海统筹、内外统筹等科学发展问题，求大同(整体思考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产业发展、民生就业及交通与基础设施问题)，存小异{针对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提出差异化的城镇化路径和重要节点建设思路)。rn 规划对接与“多规合一”：对接发展类规划，以产业研究和定位作为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引导；对接空间类规划．以空间规划作为推动发展建设的主要抓手；对接土地类规划，划定增长边界，保障并确定用地规模。引导区域开发，衔接后续规划。逐步实现“多规合一”。rn 纲领性与实施性兼具：在战略层面，细化解析目标，顶层设计，确定方向和路线；在实施层面，明晰市场与政府的权贵，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应对未来的动态需求；在空间层面，保护发展底线，确定空间格局，实行“篮子”规划。rn 控制与弹性并重：一方面采用底线思维模式，严守生态、产业、民生等问题的发展底线，落实空间增长边界、区域主导功能、村庄安置与发展等问题；另一方面采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强调政府对公共资源配置引导作用的同时，将区域开发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市场配置资源留有空问弹性。
  • 摘要：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指引下，上海规划和土地管理工作突破创新，将目光聚焦在郊野地区(集建区以外地区)，以镇乡为主体，以减量化促进城镇化，从而实现上海郊区农业、农村、农民协调发展，生产、生活、生态持续改善。郊野单元规划是上海实施减量化的规划与土地管理平台，也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抓手。它是围绕一系列“减量化”的规土政策，运用规土合一的规划编制手段(包含镇域空间布局规划(全地类)、土地整治规划和增减挂钩规划等)，来确保减量计划的实施，可以说郊野单元规划是“政策、规划、计划”三位一体的规划，是上海继“两规合一”之后的又一次规划创新。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抓手，郊野单元规划针对上海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空间、计划规模、资金平衡等几个核心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 摘要：在县级总体规划范式理论体系中，关于城市的理论多属于实证理论，而关于规划的理论和技术标准等属于规划理论；由于城市规划是一种社会实践，并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纯粹地排除研究主体，规范理论构成了城市规划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内容。在总体规划范式转移中，实证性理论一般作为稳定的部分继续留在新的范式中；转变的更多的是需要规范性理论。本文提出六个方面。规划定位：从突出个体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规划目标：从保证经济利益到保障公众利益，规划范围：从以中心城区为重点到全覆盖，规划组织：从规划部门独立完成到全社会协同规划，规划成果：从空间蓝图到政策研究，规划规范：从刚性到弹性。
  • 摘要：面对即将到来的进城大军。不能要求他们在居住空间上一步到位(即便要求也不可能实现)，那么在设计城市时就需要为他们设计出能够临时落脚的地方。这种地方其实不是“贫民窟”，而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必要的“城乡转化器”。要借鉴重庆模式。取消申请的工作年限。建立长租机制。减少5年可售的比例，利用政策导向使一部分公租房尽量成为落脚之地，而非久留之地。公租房可根据选址和服务人群设置更多的户型设计，比如可设置一定比例的“一室一卫”，甚至“一室”的宿舍型公租房，以更好地应对新进城的打工者的早期居住需求。
  • 摘要：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转型过程中，城市规划专业的角色定位也将发生重大转变。基于对建国60年来政府驱动大型开发及其中城市规划的角色空间做系统整理，本文建构“集散结合演化”概念模型，对城市规划专业角色的再定位做出理论解释和逻辑化前瞻。这一趋势对当前和未来的城市规划专业影响深远。当前，中国的城镇发展受到集中管控的影响还很多，故城市规划专业的大量角色仍是集中战略的落实工具；但展望未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加深，多元利益协调人的角色需求会越来越大。这一定位转变，要求城市规划从业者学习更多的社会经济知识，改革传统的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专业知识体系。由于这一转型趋势关乎整个规划行业的未来，建议推进关于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和职业发展的相关讨论。
  • 摘要：商业仅仅是互联网思维改变城市空间的一个切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应当认识到，规划体系与标准不是唯一的，“人”的需求才是城市的核心，规划师通过密切关注“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使技术将带来更为智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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