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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

2005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

  • 召开年：2005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05-11-01

主办单位：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科学院

会议文集：'05古陶瓷科学技术62005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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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中说:"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记载:汴京官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2000年,在河南省汝州张公巷发现一窑址,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初步发掘,发现张公巷窑不仅有与清凉寺相类似的标本,而且也有非常重要的有异于一般汝官窑的标本.这一事实立刻引起古陶瓷专家们的高度重视.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张公巷窑进一步发掘,出土了大量青瓷残片.2004年5月,在郑州召开了张公巷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大部分专家认为张公巷窑极可能是北宋官窑,鉴于目前发掘面积小,窑炉还没有找到,张公巷窑的性质有待进一步的发掘、研究、探讨确认.本工作用PIXE方法测量宝丰清凉寺窑与汝州张公巷窑青瓷釉样品中主量元素的化学组分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将PIXE数据进行模糊聚类分析[4,5],从而研究它们之间的分类关系,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为研究两窑瓷釉的原料产地、承继关系提供可借鉴的科学依据.">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中有"汝窑为魁"之说.由于汝瓷在历史上烧造的时间很短,烧成的青瓷质量上乘,产量有限,到南宋时期已是"近尤难得"的稀世珍品.自1987年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发现汝窑遗址以来,到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6次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挖掘,发现了汝官窑遗址中心烧造区.到目前为止,尽管考古学界关于汝窑的性质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汝官窑遗址在宝丰清凉寺已属定论[2,3].关于北宋官窑,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说:"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记载:汴京官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2000年,在河南省汝州张公巷发现一窑址,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初步发掘,发现张公巷窑不仅有与清凉寺相类似的标本,而且也有非常重要的有异于一般汝官窑的标本.这一事实立刻引起古陶瓷专家们的高度重视.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张公巷窑进一步发掘,出土了大量青瓷残片.2004年5月,在郑州召开了张公巷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大部分专家认为张公巷窑极可能是北宋官窑,鉴于目前发掘面积小,窑炉还没有找到,张公巷窑的性质有待进一步的发掘、研究、探讨确认.本工作用PIXE方法测量宝丰清凉寺窑与汝州张公巷窑青瓷釉样品中主量元素的化学组分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将PIXE数据进行模糊聚类分析[4,5],从而研究它们之间的分类关系,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为研究两窑瓷釉的原料产地、承继关系提供可借鉴的科学依据.
  • 摘要：笔者发现和找到了张公巷窑和文庙窑之后,对两窑的窑址和发掘过程以及其遗物进行了叙述、探讨和研究,并作了初步的讨论,阐明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本文乃继以前的研究为基础,以发现和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瓷片为鉴证,再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肯定诸窑的性质以及它们与北宋官窑和汝官窑的关系.
  • 摘要：应用新视野、新方法研究汝瓷的型、釉、胎、纹片、气泡、玛瑙亮点.选择不同阳光及特殊方法,拍摄汝瓷所呈现的红、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缤纷的宝光奇彩.这些隐含着神秘的天空,奇特的自然,变化无穷,妙趣横生的宝光奇彩可称为北宋名瓷"汝瓷的奇与绝".笔者通过研究,认为"汝官瓷会出现惊人的奇景壮观",并且"汝窑纹片在不同光源下,产生(活)的迎光效应",由于"汝官窑的釉色、质感、斜开片及土蚀斑的形成原因"和"汝瓷着色机理和烧制技术的研究",以及"汝窑瓷器显微结构特征"……等等各位学者指出的汝瓷特征,通过应用新视野、新方法是可以获得汝瓷的宝光奇彩.
  • 摘要：宋代定窑白瓷在中国及世界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2].其原料精良,制作工艺精细,胎壁多很薄,瓷胎匀净细腻,白度很高,深受市场欢迎,对其他地区制瓷业尤其是白瓷生产有很大的影响[3～5].各地窑场多有生产定窑风格的产品,观台磁州窑即其一例.磁州窑制瓷原料以当地大青土为主,含铁等杂质较多,产品一般胎体较厚,白度不高,胎色发灰,夹杂有较多杂质[6],这些缺点在白瓷产品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因而在施釉前一般需要在胎体上施一层较为细白的化妆土,以掩盖这些缺点,起到美化陶瓷的作用[7,8].然而磁州窑产品中有一类较为特别的瓷器,与普通产品相比,工艺精细,胎壁较薄,瓷胎也明显较为细白纯净,因而无需在胎上釉下施白色化妆土.这类瓷器的风格明显受到了定窑的影响,是磁州窑的仿定产品.这种带有定窑风格的白瓷,当时不少窑都有生产,彼此间外观很相似,在考古工作中多有发掘出土.许多情况下,很难仅凭肉眼来明确认定其确切产地.
  • 摘要：通过对宋代广西严关窑乳浊花釉样品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和物理性能等分析研究,得出了样品胎釉用原料及其制作工艺等结果(见前文)[1].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严关窑乳浊花釉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样品胎釉截面超薄片的偏光显微镜观察发现:釉中只有少量残留石英和极少大气泡外,未见有其他残留物,照例应是透明釉,可是样品釉的外观却呈乳浊失透状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了搞清样品乳浊釉的形成机理,本文进行了SEI,透射电镜,EDS和图像分析仪的分析研究,从而确定了严关窑样品釉的分相结构,分相液滴直径及分布和孤立相、连续相的化学组成变化,并获得了有关样品釉乳浊和呈色的科学解释.
  • 摘要：早在两宋交替之际,在广西桂林附近的青瓷窑场又派生出一支烧制乳光釉异军,它开始生产于严关窑,到宋末元初由于战乱,严关窑工匠逃散使得乳光釉生产扩大和发展,南至柳城,北至全州,生产近400年历史,但在各种文献中却找不到对它们的任何记载.广西桂林博物馆李铧和周华先后对广西生产乳光釉的严关窑、东窑、上窑、柳城窑、永岁窑、里雍窑、凤山窑、山北州窑等八处窑址进行考查[1,2],认为广西各地早期乳光釉生产因传承严关窑,而在器型、釉色、装饰和制作工艺上与严关窑雷同,均以龙窑烧制,胎瓷化程度高,釉色多为月白、灰白,少天青,天蓝尤其难见,器型多碗、盏、盘等日用瓷.各窑均不见红斑,釉层薄而亮泽,乳光釉瓷器的器足皆为严关窑初期之浅宽圈足,为广西宋代其它青瓷窑所不见.本课题利用现代科学测试手段,系统研究广西乳光釉的胎、釉化学组成、显微结构等等,揭示广西乳光釉内在本质.
  • 摘要：某君数年前参团考察西欧数国,顺游荷兰著名古城乌得勒支(Utrecht),该市中心运河穿行,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古塔耸立;沿岸遍布宽敞窑洞,市中有若干古物市场.他看中了一只极具魅力的天青釉瓷水盂.遂购之返沪相赠.该器器形与中国水盂无异.身高78mm,颈长5mm,足高2mm,周长340mm,故腹径为108mm,口径32mm,足径44mm,足内径34mm.器身贴有直径～15mm的标签,边缘已部分破损,黑底银边,仅见Am两个字母.釉色极美,天青闪蓝,甚似北宋汝官.颈唇施红釉且肩上两滴红釉闪棕,故又似钧;正应"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赵宋官窑晨星看"之意,且底足施有薄的香灰色涂层.
  • 摘要：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分析法(EDXRF)因其简便、快速、非破坏性和多元素同时分析等优点,已被广泛地应用到古陶瓷的成分测定及其特征分析.Wu等(2000)[1]用EDXRF法研究了元、明、清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化学组成,发现不同的年代制品有不同的模式结构,为此建立起的函数判别式,有助于样品的鉴别和分类.Leung等(2000)[2]用EDXRF技术测定了宋、元、明代福建地区的白瓷、青白瓷残片的化学成分,并用多元变量和主成分分析探讨了样品的分区特征及其与产地的关联.周少华等(2002)[3]用EDXRF仪测定了杭州南宋官窑出土的瓷片和原料的成分,并阐明了中国古瓷二元配方的起源.普通的EDRXF技术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具有较大的X光斑直径,通常为6～22mm,其优点是可以给出满意的统计测试精度.但是,对于表面凹凸不平的陶瓷样品,就需要把样品表面磨平.此外,普通EDXRF仪器也不适合进行微区分析,不能直接测定陶瓷的釉层、过渡层和胎层的化学成分,因为通常瓷器的釉层、过渡层、胎层的厚度为0.5～1mm,0.15～0.3mm,和2～3mm.梁宝鎏等(2003)[13]用微探针(40μm)XRF分析了汝瓷的过渡层化学成分含量的变化.楊益民等(2003)[14]用微探针XRF技术对不同窑址、不同年代钧瓷和汝瓷作元素定量分析,区分出它们的不同.Rindby等(1996)[4]报道了用微探针XRF技术定量测定不规则和不均匀样品的化学成分,用所建立的数学模式区分不同玻璃和碎片样品的化学类型.本文用微探针EDXRF技术测定了一批采自中国、印尼和泰国的瓷胎成分,探讨了它们的化学特征,及其与我国南方海上的陶瓷之路的关联.
  • 摘要：一书中指出:铁店是长江以南钧窑系的一个重要窑口,因此对铁店古窑遗址中的乳浊釉瓷器的烧造技术进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金华铁店古窑遗址是1981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在1983年对铁店窑址群进行复查时发现在这古窑遗址中有乳浊釉的产品.而且其中的"乳浊釉花盆、三足鼓钉洗、执壶与韩国新安元代沉船出土的花盆、三足水盘(即三足鼓钉洗)、三耳注子(即执壶)相对照,……造型基本相同,……其他窑口均未发现,所以南朝鲜新安元代沉船中‘钧窑系'瓷器,属铁店窑产品无疑".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铁店是长江以南钧窑系的一个重要窑口,因此对铁店古窑遗址中的乳浊釉瓷器的烧造技术进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 摘要：湖田窑位于江西景德镇市东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窑场,<陶记>、<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等论著中均有该窑场的记载,但都略而不详.从调查、清理和试掘中取得的资料来看,该窑兴烧于五代,历经宋、元至明代嘉庆、万历之际结束,连续烧造达600多年,其创造的影青瓷、枢府器和青花器标志着当时的最高水平,被认为是研究景德镇制瓷技术与艺术在10-14世纪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最好窑场.
  • 摘要：古陶瓷数据分析经常使用多元统计方法,近年来模式识别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方法也越来越多地在古陶瓷数据分析中应用.多元统计分析诸方法主要解决线性或接近线性的数据分析问题,当数据规律偏离线性时,通常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或在线性方程中填加高次项的算法来处理数据.
  • 摘要：所记载,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四月三日以及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四月二十七日朝廷两次命越窑烧造明堂祭器.但是以往杭州市区市政建设中发现的南宋越窑瓷片基本上都是宫廷生活用瓷,没有发现祭器,还难以完全证实文献所载,为此笔者近三年来在杭州经过多方收集,终于得到了能识别器型的鼎式炉、鬲式炉、钟、器座等南宋越窑祭器残瓷十余件,从而对认定越窑为南宋宫廷烧造祭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现分几个部分叙述,有错误或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古临安城(杭州市)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深挖洞、80和90年代及至今的市政建设工程,各工地抛弃和倒置的废土中常伴有各种窑口的古瓷片出现,引起古陶瓷收藏爱好者的关注,并收集保存.在这些古瓷残碎片中,越窑瓷片较为多见,以往笔者把这些越窑瓷片都视为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产品.199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考古发掘,发现寺龙口越窑址在南宋初期为宫廷烧造用瓷,这一重大发现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根据1999年1月20日<中国文物报>"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报道提供的信息资料,笔者从杭州收集到的越窑残片中鉴别出南宋时期的越窑瓷片,还发现刻有"御厨"、"甲申殿"等字款越窑折腹盘残片[1,2],证实寺龙口越窑为南宋宫廷烧造用瓷.据南宋赵子直等修撰的<中兴礼书>所记载,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四月三日以及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四月二十七日朝廷两次命越窑烧造明堂祭器.但是以往杭州市区市政建设中发现的南宋越窑瓷片基本上都是宫廷生活用瓷,没有发现祭器,还难以完全证实文献所载,为此笔者近三年来在杭州经过多方收集,终于得到了能识别器型的鼎式炉、鬲式炉、钟、器座等南宋越窑祭器残瓷十余件,从而对认定越窑为南宋宫廷烧造祭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现分几个部分叙述,有错误或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摘要：龙泉青瓷是南宋宫廷用瓷之一,已被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文物研究部门多次在杭州市区考古发现所证实.其中1993年在馒头山市气象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一处保存比较完好的皇城宫内大型建筑遗迹,以及一批精美的南宋官窑、龙泉窑瓷器残碎片,龙泉窑莲瓣碗、盘、花瓶和香炉等可复原.亦为近年来杭州市区城建出现的龙泉窑瓷器残碎片所证实,无可争议.笔者将收集到的龙泉窑和南宋官窑鬲式炉残碎片标本,经研究发表见解,有错误不当之处请给于批评指正.
  • 摘要：1995年我跟随中国古陶瓷国际讨论会(ISAC'95)一行,参观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约24km,距今约6000年前半坡村仰韶文化遗迹.能住4～5口人的草顶房屋,14～15间为集团形成一个村庄,为了抵御猛兽或敌人的入侵周围设置了水沟.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座烧制陶器的窑炉,是非常接近原型的遗迹.位于遗迹前面的半坡博物馆里,陈列着很多从遗址中挖掘出的椎刺文和指甲文陶壶、彩陶罐、鹿纹彩陶盆、人面重纹彩陶盆等漂亮的陶器.半坡先民们具有非常高的审美意识.作为几乎6000年前就能烧制陶器的国家,被叫做CHINA是当之无愧的.我认识到韩国的古陶器也是仰韶文化的传承.
  • 摘要：本文通过组成、显微结构分析及工艺实验,探讨了高丽青瓷色彩质感形成的机理与外观艺术特征,并与部分中国著名青瓷进行了比较.从微观结构上指出,高丽青瓷的质感来自于其釉较高的透明度,一定的釉层厚度和较好的还原程度.除装饰风格上的不同外,与中国青瓷最大的不同在于胎釉界面的差别.高丽青瓷釉在胎釉界面几乎不含钙长石析晶,同时靠近胎釉界面上气泡也相对较中国青瓷少一些.加之文化习俗的影响,所有这些特点都使得其外观艺术特征与中国青瓷形成一定的区别.高丽青瓷清丽温婉,精细雅致,中国青瓷艺术格调则显大气磅礴,洒脱而刚健.
  • 摘要：景德镇陶瓷的历史产生于什么时候,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论,史书相传,"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是原来景德镇所在浮梁县的名称.但是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景德镇地区生产陶器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远远早于汉代,至少在3千多年前的商代就能够生产印纹陶了.笔者在景德镇的白虎湾就采集过商周的印纹陶片.如果注意到在景德镇附近的万年县仙人洞遗址曾出土过近1万年前陶器的话,那么对景德镇地区在商代生产印纹陶的问题就不应感到什么奇怪了.当然景德镇制陶的历史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地位,景德镇之所以成为景德镇是因为它生产的瓷器.那么景德镇地区制造瓷器的历史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看来比汉代要晚得多,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应该是在9世纪的唐代晚期.然而晚唐景德镇地区的瓷器还只是模仿浙江越窑青瓷,在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那时景德镇地区在中国有影响的产品是茶叶,晚唐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为证:"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本文介绍了景德镇成为中国及世界瓷都历史原因.
  • 摘要：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繁荣之后,开始受到冷落,在国内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量缩减了对古陶瓷科学研究的项目资助.面对古陶瓷科学研究资源匮乏的现状,如何保持古陶瓷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和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成为每个古陶瓷研究人员需要思考的难题.20世纪末,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科学研究的开展.基于国际互联网平台,科学家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合作开展各种科学研究活动,不但提高了研究效率,节约了科研时间,而且降低了研究成本.本工作旨在构建基于互联网技术和现代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古陶瓷科学信息共享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聚集世界各地的古陶瓷研究学者,共享古陶瓷科学研究信息,充分利用古陶瓷科学研究的资源,降低研究成本,推进古陶瓷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 摘要：清代粉彩的制作虽然距今不远,但古代文献并没有相关釉上彩化学组成和配方的记载,采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国古代釉上彩的分析研究有过一些,如20世纪70年代末张福康先生对几件清代釉上彩的分析研究,1999年Vandiver等人采用PIXE技术对6件中国官窑和民窑的早期釉上彩的研究,RoseKerr等人采用EDXRF对胭脂红和粉红彩料的分析研究等.但总体上看,对清代粉彩等彩料的研究还非常少,在不少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采用EDXRF技术无损地对清代粉彩等完整器样品进行分析检测,得到了一些粉彩彩料的定性分析结果,通过对这些成分数据的分析研究,可以获取清代粉彩彩料的一些有用信息.对清代官窑与民窑的彩料制作与使用,釉上彩中黄色彩料的分类,粉彩瓷器的断代可能等进行讨论.
  • 摘要：达州窑址是1991年四川达县文管所文物普查时首先发现[1].其后于1993年由四川省考古所、达县文管所共同进行了田野试掘,出土物极为丰富,其窑炉是半倒焰式的馒头窑,与重庆涂山窑的窑炉极似.笔者为把拙作<古陶瓷研究>内容更全面详实,便于1999年3月与西南师大唐昌朴教授参观了发掘出土物,在当地市县级文管所所长马辛辛、任超俗的支持协助下,再次进行了调查,一同到达川市复兴乡瓷碗铺窑址地.窑址位于复兴乡南面的两路村,窑场紧靠达川市通往复兴乡煤矿约1.5km.此窑址是修建公路、农舍中揭露的.调查时即在王家农户房后的断面,高约5m,宽约30m的堆积中、地面上采选标本与瓷片300余件.根据这些遗物与田野发掘出土物相比较,当为南宋瓷窑址的特征.
  • 摘要：早在1975～1989年,在扬州建筑工地出土了15片唐青花瓷碎片,1990年对扬州唐代地层作了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14片唐青花瓷残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陈尧成、张福康等对上述部分样品进行了详细测试研究[1].主要结论是:这些青花瓷片是釉下彩,烧成温度约1250℃,并根据其胎的化学组成和青花料的特点,判定这些扬州出土的唐青花是河南省巩义所烧,但缺乏从巩义窑出土样品的直接证据.200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巩义黄冶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唐代地层出土了不少唐三彩器,也出土了青花瓷片.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对这些样品的胎、釉和青花料的化学组分进行测定,直接对唐青花的产地进行判别:扬州出土唐青花瓷是否是黄冶窑所烧造.
  • 摘要：人们对唐绞胎器的研究,与唐三彩几乎是同步的.而对唐三彩的认识,至今不足百年.20世纪初,陇海铁路修筑到河南洛阳时,于邙山脚下的古墓中出土了很多唐三彩.这些以黄、绿、白三色为主的釉陶,虽然古老得逾千年,却色彩斑驳、润泽晶莹,运抵北京后中外藏家竞相购买,于是,唐三彩之名,一夜之间传遍天下[1].唐绞胎器的发现不比唐三彩早,1954年,傅振伦先生于<全国各地发见的古代重要陶瓷器>[2]一文中说:"唐人墓和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名瓷……绞胎瓷器的出土,有陕县刘家渠的瓷枕,纹如木理.宁波出土褐地双耳黄釉瓶,同时发见了绞胎黄釉枕,农安辽朝八角十三级砖塔,有绞胎香盒,琥珀釉色犹如犀毗漆器一般.这都是可喜的新品种.".1956年,一处烧造三彩的陶窑,在河南巩县首次被发现[3],这就是日后名声大振的巩县窑;接着在陕西黄堡镇发现第二处唐三彩的陶窑,以及70年代和80年代对唐三彩窑址的数次考古调查、发掘中,均发现了贴面绞胎枕的残片,才确认河南巩县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这两处烧造唐三彩的遗址,实际上也是唐代生产绞胎器的窑口.
  • 摘要：陶是经过灼烧的泥土,把泥土用水和匀,经塑造、加工成器风干后即是陶坯,再灼烧即成陶器.1979年,我访问意大利时,在好几个博物馆看到的希腊、罗马的彩绘陶罐,造型别致、绘画精美,据介绍有8000～10000年的历史.1981年,夏鼐先生给我几块陶片,出自桂林甑皮岩遗址,土质酥软,呈褐红色,中间夹有1～3mm大小的砂粒.经我用热释光技术测定,其烧制年代在9300年～10500年之间.看来,人类制陶,应有10000年的历史.人类制陶,始于生活用的储水、运水的容器,所以形状繁多的陶罐在各种文化类型中层出不穷.而随着需求的增加,制陶技术已与日发展.从土质的选取;制作工艺的改进;烧成温度的提高,互作促进,互为制约.
  • 摘要：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拥有15万m2的宫廷建筑.这些建筑以黄色、绿色、黑色等不同颜色的琉璃瓦铺盖屋顶,显现出了金碧辉煌的皇家气势.明代、清代,紫禁城内的琉璃建筑最集中,各种颜色、各种类型的建筑琉璃构件也最丰富,所用的建筑琉璃反映了明清两代建筑琉璃烧造的最高水平.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在对古代建筑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已经残破了的琉璃瓦要用新烧制的琉璃瓦替代,瓦体完整、但表面釉层严重剥落了的琉璃瓦要研究对其施釉重烧.无论是利用传统工艺烧制新瓦,还是对剥釉老瓦进行施釉重烧,都需对古代琉璃瓦胎釉的原料组成、烧制工艺、结构和性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本项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1-5],以故宫博物院古建维修中拆下来的带有清代款识或年款的黄色、绿色琉璃瓦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对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门提供的元代孔雀蓝釉琉璃瓦、明代黄釉、黑釉琉璃瓦、清代黑釉琉璃瓦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古代琉璃瓦胎釉的原料组成、烧制工艺、显微结构、物理性能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对古代琉璃瓦烧制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内涵加以揭示,为古代琉璃瓦的保护、传统制作工艺的恢复,打下必要的基础.
  • 摘要：唐代长沙窑是一座没有古文献记载的民间瓷窑,大量的发掘证实它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产地,陶瓷远销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国,使其成为9世纪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見证之一.长沙窑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之后,至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其瓷器釉色由青釉发展到颜色釉,后由颜色釉发展到单色釉和多色釉,同时又出现釉下彩工艺技术,并开创了以铜及其氧化物着色的高温釉工艺,值得一提的是铜红彩釉的出现,铜的着色不仅是红、绿共存,交映增辉,或红中散布点点绿色小圆斑点,更难得的是出现通体红色的红釉,虽然铜红釉瓷器残片或整器被发掘数量不多,但足已说明了当时铜红釉烧窑技术不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已掌握了一定烧成技术,否则不可能出现通体红釉的瓷器,这为后代陶工们继承烧制铜红釉奠定了基礎.长沙窑瓷器的烧成温度在1100～1200℃,窑炉为卧式龙窑属"宽室龙窑"的结构,当时为了控制室内的温度和压力,已在火口采取了多种合理控制升温、降温的措施[1],长沙窑瓷器一般在弱还原焰中烧成,所以胎呈灰色.釉主要以CaO为助熔剂,其中MgO和K2(Na2)O均在3﹪以内,并含有较高含量P2O5[2].由于化学组成,烧成温度,窑炉气氛以及显微结构差异,长沙窑瓷釉除了透明釉外,还有乳浊釉和不透明(釉有失透感)绿釉、铜红釉.从过去研究可知[3]长沙窑乳浊釉具有不混熔性的分相釉,其孤立小滴比钧窑粗得多,故呈乳白色[3],今再次对已收集到的长沙窑铜红釉样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力图得到新的结果.
  • 摘要：和铜、铁等普通金属相比,陶瓷是一种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的材料,它既耐高温,又抗氧化,对酸碱等物质的抗蚀能力也非常强,在古代窑址或窖藏中出土的陶瓷器,有的釉面仍旧光泽如新,看不出岁月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但是也可举出很多例子表明,尽管陶瓷器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但在自然环境中,特别对埋在地下的文物来说,由于各种蚀变因素,包括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千百年来的联合作用,陶瓷器的釉彩表面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蚀变现象,最为常见的如唐宋时期铅绿釉表面的银白色变质层(俗称银釉)、五代安徽骆冲窑青白瓷和南宋官窑的土蚀斑、建窑的曜变天目、重庆涂山窑少数酱色釉表面类似曜变天目的彩虹现象、铅釉和部分高温釉表面的蛤蜊光、明清釉上彩彩绘四周的光晕、唐三彩的蝉翼纹等等.上述种种蚀变现象的形成机理各不相同,本文作者拟在今后陆续开展一些工作,一方面为了揭开其中的奥秘,另一方面为了探索新的辨伪技术.20世纪80年代作者曾对银釉的断面显微结构和形成机理做过一些工作,断面显微结构表明,银釉具有类似云母的层状结构(显微照片见参考文献[1]),它是铅绿釉表面被含有腐蚀性物质的水溶液溶蚀,然后又反复地在釉面上发生沉积而形成的.在此以前,文物界对银釉的形成机理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接近荒谬.本文拟从化学组成和自然环境的角度进一步探讨银釉的形成机理.
  • 摘要：1998年,在东南亚水域探测到一艘古代失事船骸.据初步调查表明,这艘失事船要比亚洲所有已鉴定的失事船只年代几乎早500年.在著名海事考古学家MichaelFlecker博士监管下进行了一次考古沉船打捞.从沉船中起出的文物进一步证实,沉船上的货物来自唐朝(公元618～907年).这艘沉船一直沉睡在海底淤泥中.整只船体因此完整无损,这批一千多年前的货物亦赖此得以免受海水破坏作用.一些货物因而得到非常好的保护,许多物品甚至完整无缺.这种幸运的状况让历史学家和专家得以揭开沉船之迷,并对唐朝有进一步的了解.
  • 摘要：关于唐青花的研究与探讨,长期以来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而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然而,由于实物标本的数量极为有限,又没有发现其确切的窑口,致使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尽管如此,在学术界还是有许多前辈及有识之士,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有不少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出版发表[1],不仅为我们研究这一重要的学术课题开拓了思路,而且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特别是在新世纪之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巩义唐三彩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偶然获得了唐代青花瓷器的实物标本及窑口新资料.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唐青花、探寻其创烧历史以及破译烧造唐青花窑口之谜,提供了科学的而又详实的文物资料,同时,也对抢救、保护唐青花这一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了解在河南民间收藏界尚存有为数极少的几件唐青花完整器,实为难能可贵.现就有关唐青花研究历程、唐青花的考古新发现及唐青花的概念与基本特征等问题,结合民间唐青花完整器的藏品论述于下,就教于诸方专家.
  • 摘要：在我国浙江省瓯江流域曾出现过一些历史名窑,如越窑、瓯窑、处州窑和龙泉窑等1987年4月,刘菱芬和黄瑞福等考察了瓯江流域的部分古窑址,并采集了一些古瓷片[1],本文研究所采用的古瓷片就是其中一部分,它们分别来自温州西山窑区的正和堂窑(WXSH-1～WXSH-5)、小山儿窑(WXSH-6～WXSH-10)、护国岭窑(WXSH-11～WXSH-12)、龙泉窑区的龙泉大窑(LDY-1～LDY-16)和龙泉金村窑(LJY-1～LJY-16),共44片.这些瓷器残片的器型包括碗、碟、盘、盆、壶、杯、瓶等,瓷器有的通体施青釉,有的底部不施釉,釉色变化从青灰色到青褐色,有些还有精美花纹.据判断,这些瓷片的烧成年代都在晚唐至宋代.本文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分别测定这些瓷片的釉和胎的主量、次量和痕量元素含量,并进行对应分析.
  • 摘要：汝官窑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北宋(960～1126A.D.)后期专为宫廷烧造御用青瓷器的窑场.汝窑青釉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纹片缜密、制作精细,有天青、天蓝、粉青、卵青、月白、青绿等色泽变化,以天青釉色为上.汝窑青瓷以釉质釉色取胜,体现出宋代上层社会重文抑武、推崇理性美的风尚.汝窑青瓷一改以往过于关注瓷器造型及装饰的审美习惯,更加注重体现器物的内在韵味和意境,符合中国人含蓄儒雅的性格.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了汝窑兴起的缘由:"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汝窑青瓷在制作和烧成技术上大大超越了以前历代,在外观效果上已超过越窑青瓷,使得青釉瓷器达到了新的审美境界[1～5].本工作采用一系列科技手段,从显微结构入手,以析晶-分相的观点探讨化学组成及烧成制度对釉显微结构形成的影响规律,研究釉呈色及乳浊感形成与显微结构和化学组成的关系,揭示汝窑青釉艺术外观背后隐藏的科学规律.
  • 摘要：著名的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名窑,其窑址主要分布在两大区域:一处以观台镇为中心,另一处以彭城镇为中心.它起始于隋唐[1],兴盛发展于北宋至金代,在元代以后衰落.在它的悠久发展历史中,生产过大量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陶瓷器,特别是它的陶瓷装饰工艺技法,采用传统的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手法有剔、刻、划和压印等)与陶瓷制作工艺相结合,并与施化妆土;高温釉上彩、釉下彩;低温釉下彩;高温色釉和低温色釉相配合,从而使磁州窑生产的装饰陶瓷品种高达20多种,细分可达50多种.在这样早的年代,采用这样齐全的装饰工艺技法,这与已发现的其他窑口相比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体现了磁州窑工匠的智慧结晶,它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深受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和陶瓷艺术爱好者的重视.为了使磁州窑古代陶瓷装饰技术成就古为今用,发杨光大,本文在过去大量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并参考有关资料,对磁州窑陶瓷的装饰工艺进行较全面的总结和探讨,并按陶瓷装饰效果和装饰工艺相结合的命名法,列出26种装饰陶瓷品种.
  • 摘要：钧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它始烧于唐末和北宋初年,盛于北宋中晚期,在金、元年代又有新的发展.故有唐钧、宋钧和元钧之称谓.宋钧的历史渊源来自河南省禹县唐代的小白峪窑的所谓花瓷--在褐色的釉上有类似钧釉的月白、天青等乳浊斑的瓷器[1].在此基础上,经过陶工们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终于使钧窑发展成为我国宋代名窑,并为北宋王朝烧制宫庭用品.钧瓷生产原料多是就地取材,有一定范围的配方,烧制温度和窑炉气氛常有波动,故釉色千变万化,因此有"钧窑无对,窑变无双,千钧万变,意境无穷"的美誉.钧瓷釉能产生深浅不同的蓝色乳光,有红斑区的釉色更是丰富多彩,从玫瑰红、紫红、蓝紫和紫等多种色调,加上器物釉面上常有自然形成的菟丝纹、蚯蚓走泥纹及泪纹等奇特的图案,使它成为我国宋代独具一格的名瓷.为世界各大博物馆以及鉴赏家和收藏家所重视,尤其是对钧瓷的乳光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产生乳光的原因进行了种种的猜测,以往有的学者以为是含有CoO造成的,有的则认为是含有硫酸亚铁所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过学者们的努力,采用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等多种现代化综合性的检测手段,并改进观测用的试样制备技术,使各种仪器的特点和功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物理化学和显微结构方面对钧窑胎釉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2～8].开始发现河南古钧窑釉具有四大结构特征,高压电子显微镜直接观测到钧釉中存在的二液相分离结构,就地进行电子衍射实验,确证:其二液相分离所产生的球状体是液滴,冷却至室温则为非晶玻璃珠.通过测算,孤立相液滴的粒径一般在60～180nm之间,粒度的峰值多在100nm左右.这一球形液滴的大小、正好满足著名的瑞利(Rayleigh)散射理论对粒径的要求而散射着明显的乳光,据此可以很好用来阐明钧窑釉的乳光来源,在红斑块釉中发现有Cu2O,Cu及CuS等晶相的存在,这使人们对红斑釉区的呈色和其釉色从玫瑰红、紫红、紫到蓝紫的变化有深刻的了解,源于宋钧的景德镇明清铜红釉,其釉色通体鲜红,在其釉中同样含有Cu及Cu2O等晶体,并且存在二液相分离结构[9],只是其孤立相液滴远小于钧釉.由此可见Cu及Cu2O晶体在钧釉红斑块的呈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摘要：WDXRF分析全部试样的胎及内、外釉的化学组成,其结果列于表1和表2,并列出所计算出的胎式和釉式.从表1可知,本文3个胎R2O·RO的含量在0.17～0.19mol之间,处在以前研究过的钧窑范围,而4号样品R2O·RO之值为0.27mol,比以前研究过的钧窑的数值(最高0.24mo1)高.先用光学显微镜对所磨制的光片进行全面的观察,然后用AEM进行深入的观测研究,在胎中可见到大小不等的石英颗粒、长石及黏土矿物的残骸,它们和玻璃相、莫来石及气孔充满整个视域,在胎中云母残骸难得一见,从胎的显微结构可知,桃木沟钧窑的胎是属于石英-长石-黏土系,图2是胎的电子显微结构照片.大颗粒石英的棱角已经圆钝,小颗粒的石英已有较宽的熔蚀边,从中还可看到由于在升温和降温过程两次通过573℃时,石英发生α和β相变、体积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产生的裂纹(图2a).长石残骸二次莫来石发育较好,残骸边界明锐(图2b)有的已形成莫来石鸟巢(图2c).4号样品二次莫来石针晶发育良好,针晶大者长20μm,宽3um,可以断定,其烧成温度较高,估计应该在1250℃上下,因为胎中Al2O3的含量都在25wt﹪以上,而R2O·RO通常只有0.20mol左右(只有4号胎为0.27mo1),熔剂量明显偏低,若非烧到这一温度,胎中的气孔将会更多,并且难以出现图2中所看到的显微结构.
  • 摘要：宋代是钧瓷艺术的鼎盛时期,宋代钧瓷创造了钧瓷艺术的辉煌.这在中国陶瓷界没有争议.但宋代钧瓷用什么窑炉、什么燃料所烧制,却存在不同的见解.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宋代钧瓷是用柴作燃料烧制.也有人断然否定这种观点.上世纪70年代,双乳状柴烧窑炉在禹州市宋钧官窑遗址出土后,这给宋代钧瓷是柴烧的观点提供了实物证据.但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双乳状窑炉是用来烧低温瓦罐陶器的,不是用来烧钧瓷的.用柴烧达不到钧瓷所需要的温度.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实物佐证,宋代钧瓷究竟用何种窑炉烧制,定论难下,成为长期困惑钧瓷界的疑题.
  • 摘要：严关窑位于桂林市以北约50km的兴安县严关乡,它出现在两宋之间至宋末元初,由于元军攻破严关关隘,桂林城陷,严关窑就此停烧.其产品以各式碗、盏、盘为主,也有少量壶、瓶、罐、砚、香炉等,其釉色大多是月白色,也有酱色、乳白、天青、天蓝色,未见有铜红釉斑,其中乳浊花釉瓷器尤其引人注目,该类瓷器在窑内烧制过程中其花釉自然流淌,并与底釉相互浸润,利用底釉与花釉的色差及其两色釉的不均匀熔合,形成千变万化的花釉,有的像菊花、礼花、流云、海涛,也有像钟乳石花、大理石纹、鹧鸪斑、玳瑁等装饰[1],因此使它能在广西以崭新的面目独树一帜.而对于这类广西新品种瓷器为什么会在严关窑突然出现,以及它的制作工艺和乳浊花釉的形成机理等疑题已引起古陶瓷研究工作者的重视,为了找到其科学解释,本文对严关窑乳浊花釉样品进行了胎釉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分析,还测定了样品的物理性能,从而获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结果.
  • 摘要：宋代建窑位于现福建省建阳县,建窑黑釉盏为北宋帝王所赏识,被用做隆重赐茶专用的茶具.建盏在流传到日本后被称为天目盏.根据釉的外观,黑釉建盏有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种类,享有天下神品的美誉[1].由于工艺失传,更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山崎一雄[2]教授从1952年起开始研究曜变天目碗,对珍藏在日本的曜变天目碗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进行了鉴别,并对Plumer1935年收集的建窑残片进行了化学分析,开了建盏科学研究之先河;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对建窑黑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果[1～6].陈显求等[4]认为,兔毫纹的生成可能由三种情况引起:①钙长石析晶→晶间液相分离→分液化→氧化铁析晶;②釉面局部液相分离→氧化铁析晶;③釉下近表面处的微粒聚集.本工作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选择典型建盏瓷片,深入研究釉的显微结构,探讨其形成机理.
  • 摘要：建窑天目釉是古陶瓷历史中一朵奇花异葩,包括曜变、油滴、鹧鸪斑、兔毫、羽毫、木叶等诸多种类,且五光十色,蕴涵着无限神秘,为后人不断效仿,至今仿建窑天目釉尤属难度较大的陶瓷工艺技术,而如今仿制的天目釉远无法达到宋代建窑天目之水平.陈显求等长期以来对建窑天目釉进行深入的研究,从1989年至今的历次古陶瓷国际讨论会上,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本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探讨建窑天目瓷胎和釉化学成分的规律,为重现建窑天目瓷的历史原貌奠定基础.
  • 摘要：茶洋窑位于福建省南平市东南约25km,隶属太平镇葫芦山.地处闽江中游,窑址分布在面临闽江的东北面4km2中,地形以低山为主,山中蕴藏着红、黄、白瓷土,山上植被茂密,山谷潺潺流水,窑场濒临闽江,水运便利.具有开造窑场得天独厚的条件.自宋至元制瓷先民开设十余处窑场延续百年.窑炉遗迹均为斜坡式龙窑,其结构形状、构筑工艺及所使用的窑具,装烧方法均与福建所发现的宋元时期龙窑基本相同.茶洋窑址发现的黑釉深度腹茶碗,其造型类同于"建盏",日本称为"灰被天目",它在日本茶道具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且享有纯朴、超越自然、追求宁静的美称.遗憾的是,"灰被天目"究竟产于何窑对于日本人来说,一直是个不解之谜.经考古部门发掘,证明了茶洋窑出土的黑盏与日本人所称之为"灰被天目"的茶盏,在造型上完全吻合.据说当时由于建窑的兔毫盏大为流行,至北宋后期福建各地群起而仿之,以至黑盏窑址遍及各地,茶洋窑也大量仿制建窑的黑盏.实际上,"灰被天目"的外观器型大致与建盏相同.比较显著的差别有两点:①建盏的胎体比较厚重,而"灰被天目"则较轻薄.②底足与建盏不同,"灰被天目"的底足如圆饼状,即所谓实足,足内稍为挖去1mm深度,即所谓浅挖,亦称实足浅挖."灰被天目"茶碗,胎色有黑灰和灰色,釉色多酱黑,有的有兔毫纹,亦有虹彩毫纹,日本称为"莺天目",有的外腹是褐色和黑色两种釉色,褐釉在下较薄,黑釉在上较厚,看上去似两层釉.茶碗形制为束口,深斜腹,内底平,圈足矮扁,足心浅挖,足腹相交处切削齐直呈直角,外腹釉不及底,施釉线不规整,有些有流釉和垂釉现象.著名的日本"濑户天目"主要是仿制茶洋窑的"灰被天目",国际上许多学者都在深入研究"灰被天目",为了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我们沿用恢复宋代"建盏"制作烧成工艺,利用当地原料探索出"灰被天目"制作工艺.
  • 摘要：金凤窑位于成都都江堰市东北部约8km的蒲阳镇金凤乡,建于名叫窑沙坡的小山丘上,背靠金凤山,由于史料中没有这处宋代窑场的记载,依据地名称为"金凤窑".在1999年12月至2000年5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与都江堰市文管处组成联合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遗址总面积30000m2,发掘面积9000多m2,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遗迹最丰富,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宋代遗址.发掘清理出33座窑炉,其中馒头窑32座,龙窑1座,10处作坊区,6处大型废品堆积场,出土了各类瓷器和窑具数以万计,并发表了详细发掘简报[1].从发掘出土的各类瓷器和窑具,以及窑炉结构表明金凤窑应在北宋晚期为创烧时期,到南宋中晚期进入繁荣期,而停烧于元代中晚期.金凤窑是一处烧造民间日用器为主的地方民窑,其主要产品为白瓷和黑瓷两大类的日用瓷器.从发掘过程可见,黑瓷所处的地层晚于白瓷,且分别相对集中,显示了金凤窑早期以烧造白瓷为主,晚期烧造黑瓷为主的特点.我们曾对金凤窑白瓷进行了系统研究[2],从外观或微观上都印证了金凤窑白瓷分二类:一类是粗白瓷,瓷质高硅低铝,有色杂质元素(钛、铁)含量比较高,胎中石英颗粒很大,其棱角未见熔蚀边,并在氧化气氛中烧成,故胎色是紫红或砖红色.瓷釉为灰釉,釉色白中闪黄或呈黄色,胎釉之间有一层化妆土以提高粗白瓷白度和质量.另一类是细白瓷,瓷质为高铝低硅,铁钛有色元素含量比较低,胎中石英颗粒较细,强还原气氛烧成,故胎白或灰白,瓷釉接近于石灰-碱釉组成,釉色光泽洁白.本文作者又收集了一批金凤窑黑釉瓷样品,选择有代表性12只样品,从外观观察金凤窑黑釉质量相当高,不仅釉色乌黑发亮,而且在阳光下闪现蓝色光晕,还有各色兔毫釉、油滴等具有独特风格黑釉瓷,十分可爱.我们对上述12只黑釉瓷样品,借助于X射线荧光光谱、光学显微镜及扫描电子微显镜等手段进行系统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研究,以便对金凤窑黑釉瓷特点作全面认识和了解.
  • 摘要：众所周知,由于拥有了优质的瓷土原料,景德镇湖田窑以宋元时期生产胎质细白,釉色明润的青白釉瓷而闻名天下,另外还有元代的卵白釉瓷和明代的素白釉瓷以及青花瓷等.但同时也不能为人们所忽视的是,在湖田窑的南宋堆积层中,发现了器形、胎、釉色和建盏类似的黑釉瓷碗盏,被认为是南宋时湖田窑试制或仿制建窑黑釉瓷盏的证据.此外,发现更多的是采用吉州窑技法制成的黑釉瓷,也被认为是南宋末年,永和镇陶工大量逃亡到景德镇时把技术带到了景德镇的证据.正如朱琰在<景德镇陶录>中引唐氏<肆考>句云:"吉窑……出今吉安之永和镇.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宋文丞相过时尽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遂封穴不烧,逃之饶.故景德镇初多永和陶工."[1].而黑釉器大量发现于元代遗址,下层叠压着宋代青白瓷,故湖田窑黑釉瓷的大量生产应为元代中、晚期[2].以上的结论是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做出的判断,并不是十分肯定,还有些其他的说法,主要集中在南宋堆积层出土的类吉州窑和类建窑的黑釉瓷的产地问题上,它们到底是湖田窑生产的还是从吉州窑和建窑带来的呢?本文拟从化学组成的角度作一些科学的分析.
  • 摘要：199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上林湖库区窑址进行专题调查和勘测,同时对上林湖周围如白洋湖、杜湖、古银锭湖等地的越窑窑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其中在离上林湖不到4km的古银锭湖,即慈溪市彭东乡的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窑址中,发现一类与越窑传统风格截然不同,而与"官窑"产品非常相近的产品,这类窑址主要分布在低岭头、张家地、寺龙口等几个相近的地点、而以低岭头窑址最为典型.因为它与北宋汝官窑及南宋郊坛下官窑产品非常相似,所以称它为"官窑型产品".这类产品胎质细腻,呈香灰色,胎壁薄.当然像花盆、香炉等产品则胎壁较厚,也显得较稳重.釉色有天青、粉青等多种.釉面有凝脂感,不透明,气泡较多,呈乳浊状,有别于传统越窑的风格.器物底部由过去传统越窑的垫圈装烧方式改用支钉或者圈足刮釉垫饼装烧[1].1998年9～12月,1999年9～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北京大学文博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寺龙口越窑址进行了两期发掘,除发现该窑址为南宋宫廷烧造传统越窑类的明堂祭器和生活用瓷外,也发现与汝官窑相近、类似南宋官窑的产品,釉色天青、月白、粉青.乳浊釉呈半失透状.器形有碗、盆、花盆、瓶、鸟食罐等[2]."低岭头官窑型产品"残碎片,在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也有发现.笔者最早是在1985年杭州市区"治理中河"工程时在中河南段发现半只粉青色半失透乳浊釉残盘,盘外底部残留有两个支钉痕(见图1).以后还陆续收集到一些其他器物,如碗、盆、瓶、炉、鸟食罐、花插等残片标本.它们的胎质细腻,呈香灰色.釉色有天青、粉青、月白、灰色多种颜色,均为乳浊釉.对于以上这些标本,由于其制作工艺以及有部分器物的器型与南宋官窑器非常相像,使一般收藏者往往将它混同于南宋官窑器一类,甚至有的古陶瓷专家、学者见之也认为是南宋官窑器.经过几年来的研究,逐步对"低岭头官窑型产品"有了一些理解.以下几点浅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摘要：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1].高丽文宗之子,即后来的高僧大觉师文天,1084年来到宋朝,收集了很多佛教经典.李朝改进了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实行和平亲善政策,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频繁,汉城和平壤是南北两大商业中心,李朝采取崇儒抑佛政策,世俗的绘画艺术和建筑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士林阶层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程朱理学为根基,主张以法治国,反对竞争,他们的理想是历史、文化、外交、血统等方面与中国联系,力图使朝鲜成为小中华.乾隆王朝正值朝鲜的英祖和正祖时代,在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北学派实用的经济政策得到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北学派批判程朱理学,尊崇明末阳明学和清初的考证学,热心研究流传于民间的佛、道以及土俗信仰,对历史文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2].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本文介绍了景德镇青花瓷对朝鲜瓷器的影响.
  • 摘要：国内外收藏有为数颇多的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通过对这些瓷器釉彩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种瓷器工艺特点方面的认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郭演仪及张福康等专家对瓷器釉彩科学测试方面尤其精熟,本文拟借鉴他们的部分有关测试数据和结论,阐述自己近阶段对部分明代官窑瓷器釉下彩、釉上彩和单色釉等工艺方面的认识.
  • 摘要："土人籍溪流设轮作碓,舂细,淘净,制如土砖,名曰白不".[1]意即本地人借助河流水力设计水轮制作水碓,把瓷石舂细淘洗,制成土砖状,称作白不.今景德镇近郊之进坑,窑里,南河,胜梅亭,三宝篷,柳家湾,南港等瓷石矿场仍在沿用水碓舂碎瓷石淘洗制不工艺.景德镇各瓷厂都喜欢使用水碓舂制的瓷石白不.问其故则曰此种瓷石白不成形性能好,饱水率高,生坯干燥强度高,可塑性和结合性均佳,这对瘠性的瓷石单调成瓷以及瓷石加原生高岭土可塑性结合性差,成形性能不好,生坯干燥强度低的坯料配方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性能.即使瓷石白不供不应求,各瓷厂也把瓷石白不和雷蒙粉掺和着用,而不单用雷蒙粉,由此看来,这种水碓舂制工艺还有存在的必要.千百年来,水碓舂碎瓷石的手工业作坊式的传统工艺一直延续至今而不衰,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生产的需要和存在价值的历史必然性.现代陶瓷厂采用的球磨机,雷蒙机粉碎的瓷石粉制成的泥料,其可塑性结合性等工艺性能均远不如水碓舂碎的好,这是有力佐证.本文介绍了景德镇瓷石采用水碓舂碎淘洗制不工艺研究.
  • 摘要：粉彩瓷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一,它是在明、清五彩的基础上和珐琅彩的影响下创制出来的[1].因其独特的装饰风格,曾一度是我国出口釉上彩装饰日用瓷的主流.但长期以来,由于粉彩颜料中含有大量的铅,甚至引入毒性很强的砷作为乳浊元素,严重影响了彩绘工人的身心健康,铅溶出量也远远超出国家标准允许值[2～3].目前,除艺术瓷装饰外,粉彩日用瓷生产已基本萎缩,深受国内外人们喜爱的釉上粉彩装饰效果只能靠釉中彩的方式来实现.如何使粉彩瓷铅溶出量达到现在国家标准,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恢复其出口创汇的地位,是摆在景德镇陶瓷业内人士面前的重大课题[4～10].粉彩颜料中最重要的白色颜料俗称玻璃白,玻璃白同时又是多数粉彩颜料的熔剂,它是在PbO-K2O-SiO2低温熔剂中引入乳浊元素而制成的一种低温乳浊玻璃[11～14].所以,玻璃白的无公害化,更是当务之急.本课题采用复合碱-硼取代铅[15],用ZrSiO4,SnO2,TiO2复合乳浊剂取代砷[16～18],研究了采用复合碱-硼取代铅后各熔剂组分、乳浊剂对玻璃白膨胀系数、光泽度、乳浊效果等性能的影响,使其达到传统粉彩玻璃白的效果.并用XRD,SEM,白度仪等对所研制样品进行了分析与测定.
  • 摘要：从1982年国际古陶瓷会议至今已有20余年,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曾经历了辉煌和低沉,从当初简单的化学组成分析和工艺性能测试,到今日各种基于核技术的分析手段在古陶瓷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厚重的七大本研究论文集让人感慨万千,其中的缺憾也同样让人深思.本文对此进行了介绍.
  • 摘要：古陶瓷修复中所用的仿釉涂料是一种为了遮盖修复痕迹、模拟瓷器釉层质感和色泽的特殊涂料.中国的古代瓷器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大多还是欣赏价值很高的古代艺术品,一般的拼接、补缺工作虽然基本上可以恢复瓷器原来的造型,但是修复后的接缝或配补部分等痕迹却一目了然地裸露在外,使大多数堪称艺术珍品的古代瓷器黯然失色,不利于其在博物馆或美术馆的陈列展出.所以在修复这些主要用于视觉欣赏的文物时,一定程度上使用适宜的仿釉涂料以达到高水平的修复效果,在视觉上淡化修复痕迹是博物馆或收藏界所希望的.早期修复古陶瓷器使用虫胶作为上色材料,调入颜料或特殊染料制成不透明或半透明的涂料,但是其颜色较深,不能制成浅色和白色"釉面",釉质感欠佳,而且耐酸碱和耐老化等性能均较差,如今仅用于陶器、木器修复,在瓷器修复中已很少使用了.之后,又普遍使用醇酸清漆和硝基清漆作为仿釉材料,但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涂料本身颜色较黄,老化后黄色加深,也不能仿制白度较高的釉面,或在浅色釉面上进行罩光.所以,寻求优质的仿釉涂料是修复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研究了古陶瓷修复用丙烯酸仿釉涂料.
  • 摘要：关于五彩瓷上的"黑彩",陶瓷界早有公论:"康熙黑彩多在其上罩一层绿色,更显得乌黑"[1].作者于实际观察中发现,明代五彩瓷上的黑彩往往也罩有绿彩、黄彩或白彩.因此本文的重点是对黑彩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也分析了绿彩、黄彩和白彩的组成,以供参考.
  • 摘要：2004年4月,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德化城关东头桥东北面的清代杏脚窑址,揭露出窑炉遗迹一处,出土一批清代窑具和遗物.杏脚窑址的窑炉遗迹已揭露部分为窑炉的前半段,窑炉用砖砌成,平面呈长方形,方向232°,斜长10m,水平长9.4m,前后高差3.22m,内宽5.9m.窑顶已坍塌.窑底呈阶梯状,铺窑沙、匣钵片等.窑壁仅存底层,单砖平铺横砌.窑砖均为楔形,一般长30～34cm,小头宽18～20cm,大头宽22～24cm,厚8～10cm.揭露的遗迹部分自前向后分别为窑前工作面、火膛和三间窑室,其中第2,3室仅局部揭露.窑前工作面:在窑炉最前端、火膛前面,与窑室和火膛等宽,平面长方形,用鹅卵石和残砖单层铺砌,西南角残,进深0.60m.
  •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古代文明中心之一,已有万年的历史.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桂林甑皮岩遗址是我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著名遗址之一,它们的最早年代均为距今1万年以上.本实验室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这两个遗址的陶器样品进行热释光年代测定,它们最长的热释光年代也都在1万年以上.考古工作者先后几次对桂林甑皮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进行了挖掘,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清楚的史前陶片.依据地层叠压关系与出土文化遗物的变化.桂林甑皮岩遗址史前文化共分为五期.本次测量是一、二与五期的样品,并得到了它们的年代结果.经与考古地层学和14C年代比较符合的较好[1].江西万年仙人洞也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多次挖掘,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早期陶片,为早期陶器极其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次实验测试了该遗址的一、二、三、四层陶片样品,并得到了它们的热释光测定年代.其中第3层陶器样品的热释光年代与作过14C年代测定的结果相符[2].
  • 摘要：古陶瓷器型结构的数字化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通过器型的数字化研究,可以实现如下目的,①使器型结构特征易于为大众研究者掌握,不再深不可测,②数字化后的器型结构易于存储、提取、分析和对比,对于综合辅助鉴定、甄别和断代有一定意义,③配合旋转透视式剖面分析,能够更真实地记录器物的内部及外部信息,更科学地建立文物器型数字化档案.过去在文博部门,器物的档案建立主要方法是照相、投影测绘加文字描述,而对于器壁的厚度变体及内部结构无法目测部分,则只有意测了,其人为因素及各式误差性是可想而知的.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本研究进行了系列化的器型结构数字化方法及应用方面的探讨.
  • 摘要：古陶瓷数据处理中的欠拟合与过拟合问题近年来,运用计算机数据处理与现代化学分析技术相结合,为古陶瓷考古和鉴别提供有用信息,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古陶瓷数据分析的特点,是样本难得,数目有限.属于计算机科学中的"小样本问题".目前古陶瓷数据处理常用的算法,有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和线性回归等.这些经典算法虽能从古陶瓷数据中抽提出若干有用信息.但是由于"小样本问题"的特点,这类计算常受"过拟合"(overfitting)或"欠拟合"(underfitting)问题困扰.所谓"过拟合"是指对已有数据拟合好,但所得数学模型对未知数据预报失误较多的情形;所谓"欠拟合",是指对已有样本难建模,对不同类样本不能有效区分的情形.此处举两个古陶瓷研究中"过拟合"与"欠拟合"的实例:(1)古钧瓷与近代仿制品的区别的主成分分析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钧瓷釉有"釉具五色"的美誉.惜其配方在元代失传.从清代开始,钧瓷的仿制品取得一定成就.因此如何鉴别古钧瓷和近代仿制品乃成为迫切课题.在以前工作中,我们曾用主成分分析法总结古钧瓷釉(19个样本),仿制品釉(7个样本)和铜红釉(18个样本)的化学成分的规律.在主成分分类图上三类样本分别分布在不同区域,其间有明显分界.可以得到三种样本成分分类的判据[1].但是,如果用留一法检验此法的预报能力,就会发现有一个仿制品误报为古钧瓷.这是由于样本少而样本点在空间分布不均匀所致,是因样本少分布不均匀造成的古陶瓷研究"过拟合"一例.
  • 摘要：古陶瓷研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古陶瓷的断源、断代和古陶瓷的鉴定,这些研究从数学角度来看,都属于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问题.从1980年以来,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应用于古陶瓷科学数据分析,其中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得到比较准确的判据?例如,常用主成分分析对样本可以进行很好的分类,得到分类图,进一步,从分类图中做出样本分割线,进而求得分类的判据.因为在两类样本的分割区间理论上可以做出无限多的分割线,实际研究中做出的分割线往往缺少理论依据,随意性很大,当样本数量有限时,得到的判据可靠性较低.本工作借助支持相量机理论,使用支持相量机算法,解决样本分类过程中准确求取判据的问题.
  • 摘要：古陶瓷的断源、断代一直是古陶瓷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目测,从古陶瓷的器型、纹饰等艺术考古的角度确定不同时代、窑口产品的差异外,目前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古陶瓷的鉴别主要有两种形式,分别是热释光技术和成分判别法.本文将主要讨论成分判别法在古陶瓷断源断代中的应用.利用化学组成来进行古陶瓷的鉴定研究已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J.E.Wocel首次提出文物的制作年代与产地可能与其成分有关,而在1895年,美国哈佛的Richards就应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之邀,对雅典古陶瓷进行过化学分析,发现其化学组成具有有趣的一致性[1].在中国,如周仁、李家治等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陕西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进行了系统的主、次量化学组成分析,发现其化学组成与"北方青瓷"有很大差别,而相似于安徽屯溪出土的西周陶瓷碎片,表明张家坡陶瓷碎片和屯溪西周陶瓷碎片可能都是在南方烧造[2].在这个期间,古陶瓷的元素组成分析主要依赖于化学分析法等有损测试手段.随着古陶瓷科技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现代核分析技术如X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原子光谱分析等方法开始应用于古陶瓷的科技研究领域,除了主次量元素分析外,古陶瓷微量元素化学组成的研究也成为可能.尤其是针对古陶瓷这种特殊的测试对象,由于其稀有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别是对珍贵整器的测试鉴定,使得能对古陶瓷主、次及微量元素组成进行无损分析的X荧光分析方法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介绍了EDXRF在古陶瓷断源断代无损分析中的应用.
  • 摘要：1943年,WarrenMcCulloch和WalterPitts发表了题为"ALogicalCalculusofIdeasImminentinNervousActivity"的论文,标志着人工神经网络研究的开始.人工神经网络与神经物理学、生理学、数学等密切相关.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人工神经网络广泛应用于物理学、冶金科学、材料科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1].本工作将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古陶瓷研究.以宋代汝瓷和民窑钧瓷为研究对象,用人工神经网络建立数学模型,从化学组成上区分宋代汝瓷和民窑钧瓷,进而指导钧瓷生产工艺.
  • 摘要：在中国众多种类的古代文物中,青铜器时代久远,品像欠佳;玉器惟东方人所爱,西方人不甚欣赏;中国字画重在写意,与西方油画风格迥异;古家私年代短暂,品位独东方人所欣赏,惟独有瓷器不但为中国首创,而且是国际文博界雅俗共赏的魁宝,而中国古瓷器中青花瓷独占鳌头,拥有不可替代的显赫地位.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民间财富积累日盛,文物民间收藏正在中国沿海地区蓬勃兴起.古瓷器尤其是古青花瓷文物交易繁荣,古青花瓷鉴定的需求与日俱增.目前古代青花瓷的鉴定主要还是依靠对造型、装饰绘画和釉色、胎色等外观特征来鉴定,被应用于古陶瓷鉴定的科学技术手段只有热释光技术(香港中文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热释光技术鉴定成果得到国际公认).国内古陶瓷科学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一直没有很成熟、完备的古陶瓷鉴定科学技术手段.
  • 摘要：在古陶瓷科学研究中,有关清代官窑的测试分析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瓷器中完整器较多,残片较少.但清代瓷器又是中国古陶瓷烧造史上集大成的时期,其瓷器的研究价值显而易见.本研究充分利用上海博物馆的丰富馆藏资源,进行清代官窑青花和相关高温颜色釉元素成分数据的测量工作,所测结果是对古陶瓷研究的有力补充,对古陶瓷的仿制及辨伪有较好的借鉴作用.选择青花及相关高温颜色釉作为测量对象,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数量较多,且由于它们的颜色较为单一,分析时不易受到其他物质的干扰,易于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 摘要：装烧工艺是瓷器生产的重要环节,技术含量密集,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瓷器的生产质量.装烧方式又常常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最能反映一个地区或一个窑场的工艺特色.所以通过对窑场装烧方式的分析,能够了解其大致工艺水平,并通过不同窑场装烧方式的比较,可排列其工艺上的亲疏远近关系.装烧工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指装烧用具,即匣钵、支烧具和垫烧具等的种类和造型;其次是指产品在窑炉内的摆放方式.一般来说,装烧用具决定着产品的摆放方式,产品上留下的痕迹以及粘烧废品等是研究装烧工艺的重要线索.黄堡窑的晚唐五代是工艺巨变的关键时期,从一个兼烧黑瓷、白瓷、青瓷以及各种彩瓷的窑场逐渐发展成了著名的青瓷窑场,而此期装烧方式也是窑场历史上最丰富多变的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装烧工艺的分析比较,了解其发展内外因素及对外影响,总体把握窑场工艺技术传播交流的状况.
  • 摘要：耀州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瓷窑,创烧于唐,终烧于元,在宋代以前称黄堡窑,其窑址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西南20km黄堡镇漆水河两岸,窑址分布范围长5km左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包括唐、宋、金、元各时期的青釉瓷瓷片,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唐代耀州窑是烧造中国陶瓷品种最多的一个窑场,出产有白瓷、青瓷、黑瓷、花釉瓷、茶叶末釉瓷和素胎黑花、黑釉剔花填彩、白釉绿彩、白釉褐彩、青釉白彩以及唐三彩等;五代以烧青瓷为主,创烧出天青、淡天青釉,开辟了中国烧造天青瓷的先河,多素面,间有雕花、贴花和划花;宋代创造了独具风格的青瓷刻花和印花装饰工艺,被誉为中国宋代青瓷刻花之最,为中国的陶瓷艺术史增添了不朽的光彩[1～3].有关学者曾对耀州瓷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过研究[4].我们也曾对历代耀州窑釉料作过分析[5],但当时涉及的青瓷釉样品甚少.这些不同年代青瓷釉的原料产地是否相同?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渊源关系,它们的烧制温度、烧制气氛和着色情况如何等,仍然是困扰考古学界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研究样品的原料产地入手.研究产地的有效方法是微量元素分析,微量元素是人工不能控制的,而且基本上不受工艺过程的影响,它主要反映原料产地的特征.本文用中子活化分析[6]研究古耀州瓷釉的原料来源,用色彩分析仪和穆斯堡尔谱研究耀州瓷釉的着色机理和烧制技术[7,8],这些信息可为研究耀州窑青瓷的承继关系、真伪鉴别、提高仿古陶瓷的质量提供可借鉴的科学依据.
  • 摘要：元代青花瓷的研究近年来深受重视,元早期的、中期的可供科学分析研究的样品十分珍稀难得.元晚期的景德镇青花瓷片样品也不甚多,尽管以前许多作者曾对元青花瓷有些研究结果,并有所报道,但至今仍希望有更多的样品提供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丰富视野加深认识,对元青花有更深一步的探讨和更全面的了解.
  • 摘要：景德镇自元代以来就成为中国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的瓷窑有官窑与民窑之分,前者为帝王服务,不惜工本,质量精益求精,官窑烧造的产品应是反映了国家陶瓷业科学和艺术的最高水平;而民窑产品质量较粗糙,但生产量大,起到了民用瓷和外贸瓷的供应作用.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景德镇元、明、清民窑青花瓷的研究,以了解民窑与官窑青花在原料和配方上有何异同.例如景德镇元代湖田窑、珠山窑场生产的御用青花瓷所用青花料是低锰、高铁的进口钴料;张志刚、李家治等分析了落马桥民窑青花瓷,得出它们也使用同类钴料的结论[1].景德镇元代民窑窑址很多,有必要了解其他民窑青花产品的情况,例如新华印刷厂、艺术瓷厂等元代窑址等.本文将报道景德镇生产的元、明、清民窑青花器胎、透明釉和青花釉化学组分的测量结果.
  • 摘要：长江下游地区一个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跨湖桥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萧山区.1990年进行第一次发掘,2001年5～7月进行第二次发掘,2002年10月～12月进行第三次发掘.根据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实验室对标本进行的14C测定数据,年代定为距今8000～7000年间.从时间来看,跨湖桥遗址的最早期要超过著名的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的3次发掘,特别是第二、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出土的陶片基本为泥质夹炭陶,部分陶片还含砂粒或蚌屑.夹砂的陶片是部分釜、甑类炊器的碎片.陶器的主要器形为釜、圈足盘、罐、钵以及甑等.纹饰有彩绘、镂孔、戳印、拍印、刻划、泥点等多种.陶器大多器壁匀薄,造型规正,修整仔细.成型主要是手工制作,已用慢轮修整.
  • 摘要：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国的陶器生产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距今已有上万年的悠久历史.在东汉晚期出现成熟的瓷器以前,陶质器皿在我国古代居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陶器生产因而也成为我国古代,尤其是史前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因此,在考古发现中,陶器是史前遗址和墓葬中出土最多、最重要的遗物,这不仅表现在出土的陶器数量多,种类丰富、齐全,同时还表现在陶器最能够代表和反映着某一区域的文化面貌和文化特征,是蕴藏着大量的可供比较全面复原当时社会面貌的重要信息资源的物质载体.正因为如此,在史前社会,陶器以及陶器生产已经不仅仅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透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是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极好的素材.因而,对于史前陶器以及陶器生产进行研究这项工作,一直受到考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 摘要：随着广东省高速公路的建设,近年发现了不少古代的人类活动遗址[1].在2003年9至12月,对广东河(河源)梅(梅州)高速公路施工范围内荷树排工地的抢救发掘,一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的大型人类活动遗址被发现,遗址主要为墓葬、灰坑及房屋柱洞.荷树排遗址距离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城约20km,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陶器、石器、玉器,生活器皿、生产工具、兵器等一应俱全.特别是出土的镞、矛、环、纺轮等磨制石器,制作精良,数量也相当多.石器均为磨制石器,制作精细,数量众多,主要器类有镞、矛(戈)、环、璜、锛、斧、凿、刀等.玉器有管饰等.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泥质陶胎色多为灰褐色,陶胎较薄,火候较高,器表常见曲折纹、叶脉纹、菱格凸点纹、弦纹、夔纹、云雷纹、绳纹、方格纹、戳印纹等几何形印纹及附加堆纹、镂孔等,组合纹饰相当常见.陶片碎小,可辨器类有罐、壶(尊)、盆、钵、豆、釜、纺轮等.夹砂陶胎色基本为灰黑色,火候较低,陶片残碎,可辨器类有器座等.荷树排大型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将对岭南先秦历史文化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本文主要对荷树排出土的古陶片进行了的研究.
  • 摘要：位于清江吴城遗址东北端的鹰潭角山窑址是江西省首次发现的烧造商代陶器和原始瓷的珍贵古窑遗址,填补了江西陶瓷史上关于商代陶瓷器的烧造地和烧制陶瓷工艺的一段空白.角山窑址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鹰潭市市郊,包括角山和板栗山两处紧挨的地点.两处陶片堆积和灰坑总面积达10000余m2,堆积厚40～120cm.窑址周邻是丘陵山区,景德镇位于窑址北百余公里.根据地质部门调查结果显示,这一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瓷土资源.角山窑址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专门烧造印纹陶及原始瓷的大型窑场之一,其烧造时间久,由商代早期延至西周初,其产品绝大部分为生活用器.遗址中大量的废品堆积表明角山窑并非仅为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而应是一处商业性专门窑场,其产品生产量大,种类齐全、工艺先进,产品辐射到江西东北部、中部等地区,表明已发展成为商品生产的民窑基地.角山窑址以其在技术、文化多方面的成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摘要：广东博罗横岭山墓葬群是在2000年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发掘面积约8500m2,发现墓葬332座,其中先秦时期的墓葬有302座,其数量和规模均超过了广东以往任何一次先秦古墓的发现,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遗物非常丰富,除了铜器和玉石器等外,还有大量和比较系统的陶器和原始瓷.同新石器时代相比,这一时期陶器烧制的主要变化之一就是陶器烧制已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手工业,从农业和其他手工业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对研究古代东江流域的科技文化发展尤其是广东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的协助和支持下,我们对此次墓葬出土的不同时期的陶器、原始瓷器标本进行了初步的选样,并采集了相关土样,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分析工作,包括样品的化学组成、物相组成、显微结构、热性能、密度以及硬度等.通过和我们以往相关研究结果的对比和分析,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 摘要：自唐三彩的发现以来,在西安地区的唐墓和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的唐三彩,其中长安本地出产的唐三彩的鉴别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难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已发现的唐三彩窑址中出土的唐三彩(残片)种类有限,而在墓葬或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种类丰富,特别是出土有大型唐三彩俑的窑址到现在尚未发现.唐三彩系统全面的科学分析也进行的不够.近期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整理的长安礼泉坊唐三彩窑址[1]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采用仪器中子活化分析四个主要唐三彩窑址(陕西长安礼泉坊唐三彩窑址、陕西铜川黄堡唐三彩窑址[2]、河南黄冶唐三彩窑址[3]、河北邢窑窑址)出土三彩胎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国内主要唐三彩窑址出土唐三彩胎的元素、特别是微量元素含量的数据库[4].中子活化分析技术(NAA)最早应用于考古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5,6],它具有分析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无需定量分离、基体效应和取样量小等优点.到了70年代,当这种方法与计算机统计分析技术结合以后,它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手段[7,8].到目前为止,在古器物痕量元素分析中,此方法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分析手段.
  • 摘要：中国古陶瓷科学博大精深,涵盖历史、美术、工艺等多方面的信息和规律,可以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宏观信息综合衡量,判断古陶瓷的年代和出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可以借助先进的仪器设备通过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能的测试进行古陶瓷辅助断源断代;但从另一角度看,不同窑口的古瓷釉也并非是截然不同、毫不相关的,除了可能在原料、工艺上存在某种传承关系或交流外,在其显微结构的形成上也可能存在某些共性的规律,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本工作从不同窑口的古代高温钙釉出发,以玻璃物理化学为依据,探究瓷釉在烧成周期中发生的物理化学变化,为釉的显微结构特征提供科学的阐释,并总结隐藏在一系列古瓷釉显微结构背后的共性科学规律,有助于从亚微观的角度认识瓷釉的本质,也可以作为古瓷釉复制的重要科学依据.中国历代传统高温釉在化学组成上都属于钙釉或钙-碱釉,它们是在商代草木灰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陈显求先生等[2]在1989年从显微结构的角度将中国古代名瓷釉归为三类:即玻璃态釉、分相釉和析晶釉,其中析晶釉指的是在烧成过程中析出大量钙长石晶丛的一类釉,并以郊坛官窑、龙泉哥窑和汝窑青瓷釉作为例证.近年来随着科学测试手段的进步,对瓷釉显微结构及形成规律进行更细致的探究成为可能.本工作通过对8个窑口共11个地层出土钙釉的显微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指出伴随着釉料熔融以及钙长石晶体的熔析平衡过程,晶丛缝隙或晶体周缘的液相中同时发生着另外一个过程,即液-液分相结构发展和混溶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各釉一致具备析晶-分相的复相显微结构共性.本文进一步以瓷釉化学组成为基础探讨了其析晶-分相结构形成的物理化学基础,表明析晶-分相釉是中国古代高温钙釉中最普遍的一个重要门类.
  • 摘要：人们对唐三彩的认识与研究,大约始于清末民初,解放以后,随着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在全国各地发现唐三彩制品逐渐增多,研究工作也逐渐深入,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对唐三彩的产地、造型、装饰、釉彩、断代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使诸多有关唐三彩的定性问题都早已达成共识.但是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国内各地又发现多处唐三彩窑遗址和唐代遗物[1].除河南巩义黄冶窑址外,还有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省西安市郊机场窑.又从陕西省西安、河南洛阳、江苏扬州等地唐代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三彩器.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曾出土了一批唐代青花瓷片标本以来,就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专家们对它的产地、时代、工艺及装饰的研究与定性无法下结论,使这个不解之谜在学术界困扰了几十年无法揭开.可喜的是在2002年8月至12月[2],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配合巩义市交通部门修建焦(作)、巩(义)黄河大桥至310国道边接线拓宽工程发掘中,揭露出了一批重要遗跻和遗物,在这些遗物中除有大量唐三彩碎片外,还发现一定数量的唐青花瓷片[3].从此,困扰在学术界几十年的青花之谜得到破解.然而,由于对唐青花的深入研究,出土的实物资料不多,至今仍然还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早日揭开唐青花瓷的千古之谜,笔者多年来一直往返于巩义唐三彩古窑址与洛阳地区一带,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有关唐青花的资料.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有幸收集到部分典型的三彩和唐青花实物标本资料.并经过科学测试验证[4],证明其胎、釉、钴料都与河南巩义黄冶三彩窑产品一致.为了将长期困扰在古陶瓷研究领域中有关唐青花的不解之谜彻底揭开,大白于天下,使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早日达成共识.本文将这些实物标本及相关资料通过对比探索之后,谈几点看法,以供研究参考,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 摘要：龙泉青瓷从北宋早期开始直到清初,有七百多年的历史.龙泉制品闻名于世界,具有滋润莹彻、柔和淡雅的优美风格,在明代以前,龙泉陶瓷生产盛况和产品的声誉都可以和以后的景德镇相媲美.龙泉瓷窑址遍布于龙泉县境内各地,尤以大窑、金村为代表.1987年,上海硅酸盐所刘菱芬、黄瑞福先生在当地有关部门陪同下,考察了大窑、金村等龙泉窑遗址,并采集了有关样品.本文从中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龙泉金村窑瓷片进行了研究,通过显微结构分析来揭示龙泉青瓷的特性和工艺学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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