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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学会2017年会

中国人口学会2017年会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昆明
  • 出版时间: 2017-07-20

主办单位:;中国人口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人口学会2017年会 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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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人口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影响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关于人口数据的统计早在公元0年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最早人口统计是为了征税以及统计可用的军事人力,而与出生记录有关的具体数据最早出现在16世纪英国教会的登记册中.我国现代人口统计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在近年得到迅速发展.国家出生人口信息化建成后,通过该信息系统能实时、精准掌握我国人口出生实际水平与动态;为人口、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领域决策提供准确的人口数据;为人口预测和规划提供准确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变动参数,确保人口预测和规划的可靠性。
  • 摘要: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家庭和家庭功能不同学科对家庭的理解有一定的区别.经济学将家庭视为一个福利(效用)生产单位,关注家庭投入与产出间关系,集中探讨家庭投资、生产和消费问题;社会学重视家庭内部关系、角色属性及其互构意义,也强调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对家庭的作用机制;人口学关心家庭变化的动力因素,聚焦出生、死亡、迁移,以及家庭的这些人口行为与宏观人口变迁之间的关系;心理学则更为强调家庭关系,以及面向整个家庭的治疗对家庭成员心理健康的意义;而医学(公共卫生)旨在揭示家庭功能对生理疾病的影响及作用.在不同的学科视域下,尽管家庭仍被视为基本的行动单位,对个人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家庭的内涵与外延有一定的差异.毋庸置疑,不同学科的视角对家庭进行多面剖析,能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上彼此形成互补.
  • 摘要: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随着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快速增长,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已有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问题主要关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经济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国家新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是地域面积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实现沿线地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更高的经济发展则要求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与之相适应.
  • 摘要:城镇化是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深刻变革,亦是当今中国社会正在亲历的一项重大实践.在城镇化演进过程中,“人口”(Population)无疑是评判城镇化水平的一个显见标识,尤其是通过观察人口形态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转变,更有助于我们看清城镇化的演进状态、辨识城镇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实现程度,进而理解城镇化的来龙去脉。无论如何,坚持以农业人口的非农就业(农转非)为先导,引领农村人口的城镇聚居(农转城),赋予进城人口同等的“市民”权益,应是城镇化、非农化和市民化“三化”协同中“人口”归一的不二选择。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1978 ~ 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由17.9%提高到54.77%.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区域经济联系的加强打破了城市和区域孤立发展的状态,我国逐步形成了若干个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同的都市圈.作为以首都为中心的特殊都市圈,首都圈的空间结构和职能分工与一般城市群具有明显的区别.中国首都圈的发展由来已久,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市首次提出“首都圈”概念,到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已有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尽管经历了“首都圈”“京津唐”“京津冀都市圈”“首都经济圈”等名称的变动,但行政单元组成基本类似,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首都圈的范围逐渐扩展为京津两市以及河北十一个地级市,基于此,本文将其作为首都圈范围的界定.根据以上结论,笔者认为由于首都圈本身发展阶段和程度差异,目前首都圈的超大城市虽然已经产生一定离散力,但是集聚力依然很大,如果京津冀之间的发展差距不能得到显著改善,那么人口继续向中心城市汇聚的趋势就还将继续。从今后看,除了需要遵循城市化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如何改善和调节这些上述导致首都圈人口过度集聚的集聚力和离散力及其对比关系,并且通过介人政府行政力量,尤其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大力实施,加快河北省城市化发展的步伐,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区域发展差距,将成为合理布局人口空间格局,促进首都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 摘要: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3.6亿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 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两项指标均超出国际老龄化标准线.人口老龄化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尤其是现阶段又出现了一类特殊的流动人口——“候鸟人群”,所谓“候鸟人群”,是指那些多为当地临时居民,以买房、租房或者旅游的方式,每年特定季节由户籍居住地流动到候鸟地,居住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原居住地,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迁徙”特征的人群.各类人群的健康公平和社会融合是现阶段各类流动人口面临的两大难题,同时也折射出宏观公共资源的配置理念与实际效果,以及个体在资源可及性和可得性方面的差别.因此,对特殊人群基本健康公共服务进行探究是重要而且必要的.无论哪种形式的人口流动都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特殊人群基本健康公共服务需求还有待满足、均等化程度还有待推进。即使在这样一种基本健康公共服务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候鸟人群”需求的情况下,依然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异地养老,这是市场作用的个人理性的选择。但是作为主导供给侧的政府,应该充分考虑到特殊人群的需求,秉承改革成果共享的理念,在公平的前提下,满足特殊外埠人群的基本健康公共服务需求。
  • 摘要:流动人口是我国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年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达到2.92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5亿人,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不仅与其家庭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健康中国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2017年2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了《“十三五”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规划》,设置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促进工程、流动人口基层卫生计生服务管理能力提升工程、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与决策支持工程三大工程,旨在更好地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设工作,社会各界应坚持不懈做好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工作。
  • 摘要:2009年卫生部出台关于印发卫生工作要点的通知,我国开始确定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几年过去了,作为基本的民生问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外来人口在城市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本地人口相比,主动性差、服务利用率低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人.流动人口庞大的数量和本身的流动性等导致了流动人口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普及的重点人群,同时也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普及的难点人群.应结合流动人口实际需要,了解流动人口对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动机,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进行中医药健康管理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等知晓率较低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宣传教育,促进流动人口掌握全面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以便更好地选择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 摘要: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我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逐渐改变着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引起各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提出,到2014年年末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53亿人,预计2020年将增加到2.91亿人.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总体看来,优化开发区的人口吸引力要远高于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后两类开发区的人口吸引力相近。但是优化开发区内部各城市之间吸引力的不平衡性最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人口吸引力远强于环渤海地区的吸引力。重点开发区内大多数区域缺乏人口吸引力,以人口输出为主,尤其是处于中部地区的几个重点开发区人口净迁出规模最大。限制开发区内的地区基本上也是以人口输出为主。重点开发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是未来承接人口转移的主要地区,因此需要强化重点开发区内部分城市的自身条件,促进更多人口向本区域转移。
  • 摘要:中国陆地边境线合计2.2万千米(其中民族地区近1.9万千米)与14个国家接壤,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边境地区常住人口及其迁移流动状况具有一定的地域与民族特征.研究指出西南边境人口及其迁移流动与其自然环境和民族地缘、亲缘密切相关.广西、云南边境的中缅、中越、中老跨境地区人口迁移流动具有双向对流、流动量大、形式多样、结构复杂以及空间分布不平衡特征.西北边境人口迁移流动则与中亚五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其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历史追溯或调查访谈,如,跨界民族关系、毒品犯罪、跨界婚姻、边防管理及边境安全等,少有系统的定量研究.东北边境地区人口迁移流动与贸易往来和建交相关,如1987年中俄经济贸易恢复带来的人口流动频繁效应、1989年中蒙实现国家双边关系正常化、1992年中韩建交东北延边地区人口流出呈现突出的民族倾向等.虽然同属边境地区,但是由于自然环境、民族亲缘、国际地缘、宗教信仰、口岸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边境县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呈现巨大的差异。边境地区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节点,在自身“造血”功能不足的情况下,以人口的(迁移)流动作为“输血”路径来促进常住人口结构优化及人力资源及时储备也任重道远。
  • 摘要: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的前身是生育审批制度,准生证作为生育审批制度的产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控制人口出生数量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95年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试点起,各地为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陆续将准生证改为生育服务证.生育服务证作为掌握信息、纳入管理、提供服务的有效凭证,在前期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育服务证承载的信息基本包括育龄妇女本人基本情况及生育节育情况,较之于之前的单纯以管控为目的的准生证,融入了更多的计划生育服务内容,可以体现已婚育龄妇女从怀孕到生育接受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全过程.
  • 摘要:城镇化过程一般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农转非不仅可以在数量意义上被观察,更值得从结构和质量层面给予足够的关注.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改变了农村常住人口结构和农业劳动力结构,总体数量减少、老化现象严重、中年女性农业劳动力比重扩大和素质提升缓慢是当前农业劳动力结构的主要特征.再先进的农业科技、再强大的农业机械生产能力和再优越的农业经营制度,缺少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贯彻执行是不可想象的。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从种到收、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作用于农作物生长全过程,最终体现为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珍视耕地资源,也要重视人口资源,农业劳动力持续、优质、充足的供应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 摘要: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主导整个人口态势,其中人口老龄化已成为重大的人口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按照联合国标准,早在1999年我国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与老龄化相关的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不仅成为媒体圈热议的话题之一,也是学术界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从人口学的角度阐述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相应后移的必然趋势。为了便于讨论,文中测算建立在诸多假定条件之上,并不一定完全反映客观现实状况,但可以在总体上反映退休年龄变动会带来的人口微观和宏观方面的影响。同时,我国不同人群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不能一概而论,如城乡之别、地区差异、体制内外等,在此并未详细展开。一方面退休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实际退休年龄不升反降,两种效应叠加无疑会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从长远来看,适当延迟退休年龄能部分缓解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压力,也可使代际之间的供给更持续和良性均衡化发展。
  • 摘要: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常把伴随有户口变动的人口称为迁移人口,没有户口相应变动的人则称为流动人口.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流动人口在规模上迅速增长.“六普”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超过2亿人;随着城镇化加速,预计2023年流动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人口,而这些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又多处于生育旺盛期.这些流动人口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的生育水平以及未来的人口规模和结构.通过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相比于乡城流动的育龄妇女,城城流动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可能性降低;育龄妇女流动时间越长,生育二孩可能性越低;相比于远程流动的育龄妇女,中程流动和短程流动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可能性降低;相比于与配偶一起流动,单独流动会降低生育二孩的可能性。
  • 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四川省人口城镇化发展快速推进: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城镇人口比重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时的26.7%迅速攀升至“六普”时的40.18%,平均年增长4.17%.本文期望弥补已有研究之不足。笔者选取1978一2010年的时间序列,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探讨四川省未来城镇化核心驱动力和驱动机制。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是,将城镇化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政府的政策性干预和城乡收入差距均视为四川省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尝试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各因素与四川城镇化变动之间存在何种影响关系,及其短、长期变动趋势。
  • 摘要:依据生命周期理论,进入老年期后人口会从社会劳动领域快速退出,由此引出老年人口的生计问题.老年时期的生活来源不仅决定着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同时会对老年人口的生活方式进而对家庭的生活模式以及整个社会的社会关系产生根本影响.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从多个角度比较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问题,比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之间我国老年人口收入来源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了对比,指出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的主要生活来源分别来自于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且当时的集中性非常明显。本文拟在回溯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进步历程的前提下,重点利用2005年和201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观察老年人口生活来源在近十几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并进一步探究老年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养老模式的变化以及未来养老发展的方向。
  •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谋划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始终把握的一项新的基本国情.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历程,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迁.数据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为1.4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47%,而预计到205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6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5.6%.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相比较寿命的长度,个体的生命质量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健康预期寿命就是在此基础上被提出的.相比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既反映寿命的数量,也能反映寿命质量.因此,在准确把握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提出背景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中国方案的内涵及目标,并探究其实施的主要障碍并提出应对方略,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客观需要,也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 摘要: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中,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从东亚、南亚,到中东以及北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是许多国家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几乎是满足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的唯一手段.当今世界,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特征,少生孩子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伴随现代避孕、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人们满足既要少生,又要实现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提供了手段,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如韩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越南等.
  • 摘要:康复医学的出现原与人口老龄化毫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有许多因战争致伤致残的青壮年,为使其尽可能恢复战争中所丧失的生理和心理的功能,并回归社会,康复医学由此应运而生.当今,在全球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社区的康复医学等理念可以为当前老龄化应对带来新的思路.更好地利用宝贵的社区和医疗资源,更有效地解决由于衰老与慢性病交织、三级预防不够完善等原因导致的亟待解决的老年人长期照护等关键问题.以国际公认的调研方法和标准,进行民族老人慢病的患病率调查、慢病致残及其影响因素调研、日常生活能力ADL调查。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进行康复医学指导和支持性活动,用当地的乡土知识和最简单的现代康复服务技术,使民族老人得到实惠。运作式研究和参与式研究的结合,可以既保证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经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又确保数据的科学收集和深入分析到位。最后,进行示范点的评估,以确凿证据说明案例的意义,并形成民族地区老年康复服务的模式和操作指南。
  • 摘要:中国正在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随着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不仅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老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老年人口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也将持续上升,规模将不断增长.与低龄老年人相比,高龄老年人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和需求,是老龄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项目于1998年在22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首次调查,此后又将调查范围扩展到65岁及以上老人,增加了老人的成人子女样本,并将调查名称改为“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英文缩写为CLHLS).该研究项目分别于1998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进行了7次调查,这些省、区、市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5%.数据的研究论文几乎涵盖了老年人口研究的各个方面,特别因为该数据拥有充足的高龄老人样本,在研究高龄老年人口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相关研究成果围绕健康、照料、家庭和社会支持方面的数量众多,包括高龄群体的健康和照料研究。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具有分析方法多样化、分析内容跨学科的特点。
  • 摘要:上海老年人口医养结合现状和问题医养结合的基本含义是结合卫生的医疗、护理和民政的养老、社会支持,使之形成为老年人服务的相互衔接、延续不断的链条.医养结合包括了医向养的结合和养向医的结合.医养结合是一种具备一定医疗护理能力的特殊服务机构,以解决慢性病老人、大病康复老人、失能失智老人、绝症晚期老人的医疗护理康复需求.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需要医疗人员、护理人员、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康复师、营养师等专业人员共同提供.医养结合应该是以养老为中心、涵盖医—护—康—健—保—养六个方面的完整系统性结合,医即医疗服务,护是护理服务包括医疗护理和非医疗的养老护理等,康即康复医疗和护理,健即保健和预防,保即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养即养老服务.上海老年人口医养结合从设施布局、服务内容、队伍建设、财政补贴上实现医养结合.
  • 摘要: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到2016年年底,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3亿人,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70%.中国幅员广阔,地区间社会经济、自然环境、文化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不同区域老人在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经济文化水平、养老方式、保健需求等方面也有较大不同,为比较不同区域老人的健康状况,分析影响健康的相关因素,为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提供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于2014年3~5月对中国东部地区江苏省、中部地区河南省,西部地区青海省60周岁及以上农村老人进行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摘要:世界各国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人数普遍在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现代避孕方法普及率(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Rate,CPR)从27.8%上升到42.3%,到2009年上升到50.7%;发达国家现代避孕方法的普及率从70年代的67.9%上升到90年代的70.3%,到2009年又上升到72.5%;发展中国家使用现代避孕方法的水平也从32.1%上升到45.3%,2009年为56.6%.中国是全世界现代避孕方法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育龄人群的避孕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稳定在85% ~90%,2015年已婚育龄人群的综合避孕率为86.1%.通过基层的访谈了解到,目前长效避孕措施迅速下降,短效避孕方法迅速上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情选择,主要是对前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应激反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自己所选择的避孕方法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传统观念认为,长效医控型避孕措施要做手术,对人的身体不好,所以人们不愿意采用绝育和宫内节育器这些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的避孕措施,而选择短效自控型避孕措施。从理论上来说,避孕套的失败率明显高于长效避孕方法。既往的一些研究也发现,避孕套的失败率较高,其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人不能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或不能坚持使用(如在配合安全期方法使用时,没有计算好安全期,在非安全期不使用等),导致避孕套的失效率很高,因此造成较高的意外怀孕风险和人工流产风险。
  • 摘要:人口转变完成之后,生育水平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所宣称的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将在更替水平附近反复振荡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最早完成了人口转变的欧洲各国,也最早遭遇了低生育率的困扰,甚至一度陷入所谓“低生育率陷阱”;近些年生育率虽有所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在国家人口政策干预下迅速完成了人口转变的东亚三国,尽管人口转变的时间和发生机制与欧洲并不相同,但目前同样面临着如何有效提升生育水平的问题.
  • 摘要:生育意愿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及看法.近几年,党和国家在生育政策上的接连调整,使得生育意愿在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具体生育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不仅引起了普通民众对生育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也引发了人口和社会学界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生育水平以及生育政策之间关系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 摘要:生育行为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其所具有的数量、时间和性别的三维特征已被广泛认同.在既定的妇女生育期内,随着现代避孕手段的普及,生育间隙可被任意扩大.生育间隔通过调节人类的生育密度不仅影响时期生育水平,降低妇女终身生育率,而且影响代际生产.正基于此,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之初,除规定每对夫妇可以合法生育的子女数量,对依法可生育二孩的人群还提出了要间隔一定年限方可生育二孩的要求.其时起,间隔生育就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生育一孩和二孩的时间间隔长度进行明确要求成为我国特有的对生育行为的政策调控.
  • 摘要:更年期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是由育龄期到老年期的过渡阶段,顺利度过更年期对促进女性健康,健康老龄化,提高生存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现有文献研究焦点多集中在更年期妇女综合征调查及其相关临床研究[1-4],较少关注这一人群生殖健康问题.本文旨在通过调查数据了解农村更年期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我国女性生殖健康水平、加强更年期生殖健康服务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妇幼保健等公共服务部门提高服务能力、拓展服务对象提供数据支撑.
  • 摘要:为了解卫生与计划生育机构改革、生育政策调整后各地计生协会的工作状况,浙江省计生协会与南京邮电大学合作开展“新时期计生协工作转型研究”课题.于2016年4~5月对计划生育协会工作人员、计划生育家庭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设计结合计生协会实际工作,课题组设计两份调查问卷.计划生育协会工作人员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协会服务现状,新时期协会工作变化、协会工作存在的问题、今后协会工作的发展方向.计划生育家庭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对协会工作的评价与建议.
  • 摘要: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压力和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国家干部、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确实存在实际困难经过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二孩,但是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育三孩.
  • 摘要: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问题是当前我国贯彻落实全面两孩政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2016年1月1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们国家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对象有9000万人左右,其60%是在35岁以上,50%是在40岁以上,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高龄孕产妇家庭明显增多,发生孕产期合并症、并发症以及出生缺陷的风险增大,妇幼健康和优生优育的服务任务更加艰巨.2016年10月2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关口前移,加强生育前咨询与服务;抓住关键,强化妊娠风险评估管理;突出重点,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管理规程构建目的:一是规范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管理制度。使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管理有章可循,责任主体到位,规范操作。二是加强对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管理的社会倡导。争取高龄育龄妇女及家庭的重视和参与,争取社区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支持,争取医疗机构对孕前的重视,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和提供生育风险防范服务指导,形成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管理社会合力。三是加强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管理的科学性。科学设置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管理流程,规范高龄孕产妇教育培训内容和方法,创新服务指导手段,提高高龄孕产妇生育风险管理效率。
  • 摘要: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自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顺应了广大育龄群众的生育期盼,有利于调适陕西省及全国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均衡发展.随着陕西省经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家庭生、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同时,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孩子对家庭的价值功能也在不断弱化.在此背景下,面对两孩生育政策,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十分重要,它会直接影响二孩生育行为和新国策的落实.对此,在陕西省卫计委的支持协助下,课题组于2016年6~8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专项抽样调查.
  • 摘要:随着全球性低生育趋势的蔓延,生育水平的变异更多地源于生育间隔而不是生育数量.因此,生育间隔在生育水平的测量和人口预测研究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郭志刚(2008)根据全国1997年和2001年生殖健康调查(合并)数据的分析,发现生育间隔对时期生育水平的影响明显:20世纪80年代由于生育年龄提前,导致时期总和生育率比终身总和生育率高0.171,而1900~1995年,由于生育年龄的推迟,时期总和生育率比终身总和生育率低0.109,1996~1999年,生育年龄的推迟导致时期总和生育率比终身总和生育率低0.232,其中,二孩生育推迟占了总进度效应的一半以上(56.6%).陈建利认为,在使用孩次递进比方法进行人口预测时,出生数对生育间隔的变化非常敏感,若给定准确的初始参数,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受生育间隔参数的影响很大.本文的分析结果对预测未来的二孩平均生育间隔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可以依据经典的Lee一Carter模型对二孩平均生育间隔进行预测。当然,本研究的更大意义在于对年龄别的二孩生育间隔有了新的认识,这将对于分析年龄别的二孩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本文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比如引入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城乡性质、民族和地区变量,来分析不同的年龄别二孩平均生育间隔特征。
  •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社会转型,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封闭向开放、从单一向多元的变迁和发展.社会转型本身就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等方面的深刻变化,由此还导致了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的变化,以及家庭抚育、赡养等功能的弱化.
  • 摘要:婚姻匹配体现的是婚配双方在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的对应关系.人们在择偶时往往遵循从相同或相似的阶层群体中挑选配偶,这种门当户对式或般配的婚姻匹配被称为同质婚.反之,跨越社会等级、社会群体壁垒的婚姻为异质婚.而在异质婚中,通常存在两种婚配形式,即“男高女低”和“男低女高”.其中,“男高女低”的情况更为常见.
  • 摘要:普遍贬低妇女,淡化她们在日常生活、生产、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国农村文化的特点,“男强女弱”“男外女内”这类具有男权主义色彩的词汇在广袤的中国农村演绎得尤为深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开启了对中国农村各个方面的重新塑造,在集体劳动转向家庭劳动的过程中,伴随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性别差异,男女分工经历了一次“历史性”变化——传统的“男耕女织”模式逐步被具有现代化色彩的“男工女耕”模式所替代,家庭中的女性开始成为名义上的农业生产者与管理者,即农业女性化现象.
  • 摘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背景下随之而来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引发了公众对生育问题的持续关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抛开数据统计误差不谈,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的确反映出当前我国面临的低生育状况,而生育政策的放开对公众的生育行为是否产生预期的促进效果仍不明确.
  • 摘要:随着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急速发展,量化性的大型社会调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和开展.调查数据为政府和各类组织、机构提供了研究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信息,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一项调查涉及环节较多,从前期设计到后期执行再到问卷录入和数据清理,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误差,以至于我们所使用的调查数据的质量到底如何,往往连数据的收集者都不能给予一个确切并且肯定的回答,结论指出应答效率和阻力的关系以及调查员质量的双重效应等内容。
  • 摘要: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标志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退出历史舞台.诚然,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政策负效应所导致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却逐渐成为了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家庭规模日益微型化的今天,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无法依靠子女实现家庭养老,面临着“老无所养,死无人送”的尴尬局面.在各级政府推行经济扶助政策的同时,不少地方也尝试利用社会力量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提供生活支持.社会支持力量作为一种有效补充,极好地提高了城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生活质量,为全社会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困难缔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 摘要:家庭结构研究是家庭问题研究的核心,也是人口普查数据从按个人分析视角向按家庭分析视角转变的基础.从家庭视角进行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可以达到个人视角分析无法实现的目的.如家庭结构背景对养老的影响,留守儿童家庭处境的分析和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程度分析等.
  • 摘要:彩云之南,酥雨送爽.2016年7月20~2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四季如春的昆明迎来了“鼓励按政策生育,推动人口均衡发展”为主题的中国人口学会2017年年会.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三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时期.面对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充分认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科学把握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引导生育水平稳定在适度区间,将对我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围绕“鼓励按政策生育,推动人口均衡发展”这一主题,2017年人口学年会讨论的议题涉及面广,重点关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健康、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人口与家庭发展、人口与社会性别、少数民族人口与国防人口、人口信息与统计方法、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与转型发展、人口学术期刊繁荣与发展等十一个领域。与以往年会相比,本次年会参会规模空前,各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在校学生和来自卫生计生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济济一堂,从理论、方法、实践层面对人口学领域的各个议题进行了全面、深人的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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