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
托派的相关文献在1973年到2021年内共计162篇,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中国史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159篇、会议论文1篇、专利文献2篇;相关期刊112种,包括党史纵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党政论坛等;
相关会议1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一届青年学术讨论会等;托派的相关文献由147位作者贡献,包括吴基民、祝彦、张家康等。
托派
-研究学者
- 吴基民
- 祝彦
- 张家康
- 区济文
- 河西
- 王彦
- 马长虹
- 吉多·哈瑙尔
- 恩斯特·施图尔姆
- 斯特凡·波斯图斯
- 李芳
- 李霄凌
- 段跃
- 沃尔夫冈-亚历山大·西蒙
- 沃尔夫冈·克莱默
- 波恩纳德·科尔
- 王学勤
- 瑞恩哈德·许贝尔
- 贝恩德·穆勒
- 郑丽丽
- 郭继宁
- 鲁夫-彼得·胡梅尔
- 丁晓平
- 乔丽军
- 伏秀萍
- 何满子
- 何竹林
- 余建平
- 余薇
- 侯作卿
- 克藻
- 冯东书
- 冯晓蔚
- 冯耀法
- 刘威立
- 刘普庆
- 刘焕林
- 刘继堂
- 古远清
- 史理
- 叶介甫
- 叶德浴
- 叶永烈
- 向文华
- 吴宏聪
- 吴承诚
- 吴敏超
- 吴晓
- 吴稚甫
- 周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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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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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留苏学生托派的产生和发展深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小环境,以及苏联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大环境影响。留苏托派以中大为依托,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策略性地发展了众多成员,成为学校当权派最持久的反对派。为在中大校内推翻支部局,他们作了周密的部署并付诸行动。在反托和清党的背景下,中大领导人对处理托派极为谨慎,托派却借机加紧活动。中大托派顽强的斗争能力与校内激烈的斗争环境有关,而其在莫斯科的遭遇又深刻影响了国内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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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智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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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7年8月23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羁押4年之久的陈独秀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了。当时,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多年前就已壮烈牺牲,夫人高君曼离开陈独秀后也因病离世,前来接他出狱的是三子松年和在入狱期间照顾他多年的患难夫人潘兰珍。陈独秀的出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此时,摆在陈独秀面前的出路有许多——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托派邀请他重整组织、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前往美国写自传,但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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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业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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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肃托"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该事件的性质由过去的"肃托"是正确的、其错误在于扩大化被重新定性为完全的冤假错案.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生"肃托"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央对托派的错误定性是根本原因;山东党组织夸大托派在山东的组织和力量,一度将"肃托"作为锄奸工作的中心是直接原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特殊性和锄奸工作体制机制不完善是重要原因;另外,对知识分子干部怀疑不信任、刑讯逼供以及一些干部素质低下等是导致"肃托"错误的具体原因.山东"肃托"错误性质严重,教训极为深刻.认真总结山东"肃托"发生的原因及纠正平反工作的经验教训,可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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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业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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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肃托''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该事件的性质由过去的''肃托''是正确的、其错误在于扩大化被重新定性为完全的冤假错案。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生''肃托''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央对托派的错误定性是根本原因;山东党组织夸大托派在山东的组织和力量,一度将''肃托''作为锄奸工作的中心是直接原因;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特殊性和锄奸工作体制机制不完善是重要原因;另外,对知识分子干部怀疑不信任、刑讯逼供以及一些干部素质低下等是导致''肃托''错误的具体原因。山东''肃托''错误性质严重,教训极为深刻。认真总结山东''肃托''发生的原因及纠正平反工作的经验教训,可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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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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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子夜》的创作动机长期被解读为“回答托派”,即用小说写作阐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无法战胜买办阶级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茅盾虽接受瞿秋白的指导,但直到成书之后仍未能深入理解所谓“托派”观点并予以有力回答,反而在揭示“立三路线”的过程中与某些所谓“托派”观点形成共鸣.事实上,在小说“提要”和现存大纲及前四章手迹当中,茅盾笔下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更多地呈现为实业与金融之间的对立掣肘.茅盾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托派”,既是因为实业与金融背后的汪派与蒋派之争,也是从宁汉对立到宁汉合流时期的茅盾,其1927年的亲身革命经历在1930年上海的曲折映现.而小说结局由原来设计的吴荪甫与赵伯韬在红军四起形势下的握手言和,按瞿秋白要求改写为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虽符合了“回答托派”的意识形态要求,却遮蔽了茅盾原本对中国社会的把握与言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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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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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1936年鲁迅的特殊处境和心态,可以跳出已有研究成果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事件的两种猜测,提出第三种可能性,即鲁迅的本意是认为根本不必要回信,回信这一行为是多此一举.在这一观点下,鲁迅在该事件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可以得到重新阐释,并为我们理解1936年的鲁迅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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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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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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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一届青年学术讨论会》
|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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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为人所熟知的“中国经济派”,由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等人组成,是19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反方”言论的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与托派的观点类似,故而“中国经济派”几等于托派.本文的考察表明,第一,将王宜昌等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的重要人物冠之以“中国经济派”,并不妥恰,而从“中国经济派”的角度来认知《中国经济》,殊不合理;第二,过分渲染所谓的“中国经济派”与托派的联系,是一种将学术见解附属于政治派别的做法;第三,回归《中国经济》刊物本身可知,以邓飞黄、范苑声等人为首的改组派成员,与刊物的创办、维持相始终,并构成核心作者群,如果说存在“中国经济派”,那这一称号当然应属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