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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

首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7-08

主办单位：;中国民族博物馆;;

会议文集：首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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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作者首先勾勒欧美语境下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随后再列举博物馆人类学如何在保持民族志的工作方法的同时关注物质文化与艺术.民族学始终关心物是如何与人发生联系的。人们应该非常小心地避免把意义强行加之于物，或那些通过各种不同渠道收取的藏品。当前，对于物的意义，以及物的运用和取向，有非常复杂的争论，这一切都受到了欧美认识论的深刻影响。作者想说明的是，这些争论其实忽略了另一个维度的语境，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的博物馆物件的起源始于宗教圣物，16至17世纪宗教战争中的破除偶像运动，也是世俗博物馆的起源之一。18至19世纪，建构民族文化和建构公民意识的相关努力，使私人博物馆开始向公共博物馆转型，以便教育行为良好的公民。公共博物馆的这些理念输出成为欧洲殖民帝国的部分“文明使命”，之后在20世纪中期被美国所采用。这导致了一些严苛质疑，包括质疑博物馆实践当下理念的局限性，以及批评限于“西方”的文化遗产。但博物馆中物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 摘要：在笔者看来，“从物到人”的博物馆策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一方面与英国的文化权利运动和美国的市场营销策略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彰显了当地人在民主参与和文化赋权过程中的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诸如“从物到人”“以人为本”“观众导向”的普遍看法在学界达成共识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危险，即这一观念似乎成为国内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全部。因此，在笔者看来，“从物到人”的认识论背后存在几大误区:其一，“从物到人”的观念并非意味着将观众或当地人作为任务或口号，也不是博物馆工作重心从一端转向另一端，而是将诸多相关要素置于整体性、关系性的结构层次来予以思考;其二，“从物到人”中的“人”不仅包括作为博物馆消费者的公众，而且还包括物件背后的人，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三者共同构成了有关“人”的全部意涵;其三，“从物到人”的观念仅是当前博物馆整体变局之一，同理，它也仅是面向未来的博物馆蓝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 摘要：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民族文物，应揭示出一条普遍的道路，它是由人类学认知和阐释民族志藏品的方法作为实践原型和理论模式，来建立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博物馆藏品意义阐释与价值认知的普适性方法论。既可用这种方法来解救当前中国民族学藏品的价值评判困境，同时也可以此解救所有博物馆藏品在离开原生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后所发生的意义困境。因此，作为方法论的民族文物，带来的是对于博物馆“物”观的一种重建。经由这样一种方法论，可重新提出并重塑“博物馆民主”这一概念—它将在很大意义上祛除博物馆操作者对于脱离了原生环境的“物”的主观操弄与意义专断，从而克服现代博物馆文化逻辑深层结构矛盾所带来的后果。
  • 摘要：作为一种反映“物”与“辞”转译关系的观念产物,博物馆展陈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博物馆及其藏品是一种对存在的实证,拥有“历史物质性”;器物的组合、展演方式则是基于博物馆内部与外部“文本圈”的再阐释,这种表述方式随着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主体学科的转向,在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如果仅着眼于单个展馆、展厅的视觉表象,很难将展陈设计作为意志与观念的物化表达纳入学术研究的体系当中.本文基于笔者于多地博物馆的田野考察资料而写,并以研究视点的层面对我国现当代博物馆展陈空间的整体效能、场所精神与群体记忆,以及展陈概念由内向外的发展趋势进行关注并作探讨.
  • 摘要：博物馆学发展至今,除了关注原有的搜藏、展示、研究等功能,更进一步探问如何从族群或社群自身出发呈现文化的观点与诠释,以及对当代社会、环境做出回应.博物馆藉由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物与文化交互影响,已发展出各种样貌,并成为物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建立关联的重要场域.在大洋洲，博物馆实践发展出一种新形态—“文化中心”。以美拉尼西亚岛屿法属新喀里多尼亚(Nouvelle Caledonie)的堤堡文化中心(Jean-Marie TjibaouCultural Centre)为代表，其建造与成立源于岛上主要原住民族卡纳克人(Kanak )在历史、社会变迁中寻求文化认同再建构的过程，亦以响应大洋洲多族群岛屿常见的当代社会文化议题为核心宗旨。本研究透过田野观察及访谈，针对堤堡文化中心的建馆常设展、卡纳克与大洋洲当代艺术典藏(FACKO)年展、Ko Név(a)年度系列特展及近年几个重要特展进行研究，探究堤堡文化中心如何运用建筑空间、当代视觉艺术典藏与创作，制作具有卡纳克族文化特色及观点的展示实践。
  • 摘要：西北一向被视为我国腹地之屏障与文化的策源地.自19世纪后半叶我国边疆不断受到外国势力侵袭边患不断,西北边疆之界定也随之变动.国民政府将西北边疆巩固、开发与建设作为边疆治理的第一要务,从军事、经济、交通和文化层面着手经营.而西北文物收集与展览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面向,在再造西北意象,为边疆治理提供参考品,为民族学、考古学等学术研究提供资料,以及激发民族意识和建构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民国时期边疆治理框架内审视西北文物展览,将其视为边疆建设的治理术,通过“凝视”实现民族国家建构的展示复合体.
  • 摘要：秦末汉初,秦将赵佗据岭南建立南越国,传5世,历93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设郡县,南越地区正式归入汉王朝统治.南越国时期,南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楚文化交流融合,是岭南地区汉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汉、越族群融合与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岭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一座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南越文王墓是广州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旅游参观的重要景点，墓葬的出土文物反映出秦汉时期边远地区民族政权在中央王朝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在汉代大一统底色下的统一性与相对独立性。博物馆建立以来，始终立足于馆藏文物的多重属性进行陈列和展示，力求发挥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保存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知识的职能，唤醒植根于当地历史记忆的根基性族群认同，乃至对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
  • 摘要：本文以博物馆人类学展览为切入点，主要以大英博物馆作为案例主轴，主题放置在人类学展示发展的演变以及探讨人类学在途释过去或是异文化的方式及思维转化上，同时也观察这些改变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分析人类学展览是否可以协助社会大众对于“他者”的了解以改变并接受“不同”的想法，以利于世界各不同文化区的交流沟通。
  • 摘要：一直以来，妇女在现代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中是“不可见”的。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性别研究专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人类遗产，关注博物馆的性别文化表征。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博物馆在德国建立;20世纪90年代初，以李小江为代表的性别研究专家开始筹备中国第一家妇女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尽管对妇女和博物馆话题的讨论可以追溯至1991年，但有关妇女与性别的话题彼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1世纪，妇女和遗产两个议题才被放在同等位置。随着妇女主题博物馆的相继建立，妇女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得到重新认识，妇女在展览中逐渐成为“可见之物”。
  • 摘要：将“人类学”与“博物馆”放在一起讨论，并不是要讨论博物馆之于人类学家的重要性，而是在讨论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人类学家之于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性。人类学家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所积累的人类学知识对于博物馆途释展品内涵、对观众更加全面了解展览所呈现的族群文化具有极大的帮助。博物馆的展品都是经历“博物馆化”之后的呈现。所谓的“博物馆化”是指将征集物剥离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或自然生态环境，内置到博物馆藏品库的过程。在“博物馆化”过程中，特定使用环境中“人”与“物”之间的关联被割裂，征集物将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失去因为关联产生的各种信息，甚至因此失去它的“身份”，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等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都将参与博物馆藏品的身份认证和信息还原，人类学家也责无旁贷，且大有作为。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整体性和重要性而成为博物馆里的特殊展项，同样存在“博物馆化”问题，而讨论西藏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秀巴古碉楼群遗址的数字化展示与人类学解读，可为民族地区博物馆建设中的文化遗产展示与解读提供参考路径。
  • 摘要：作为与时代同步前行的回应，民族博物馆的展陈应致力于开拓创新展览模式、与观众分享更多文物信息量、关注社会问题等。因民族文物在图案、造型、材料、制作上大多异于常见类型，观众对其背景文化又多为陌生，仅对其采用器物型展示大多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因此要走出传统的围绕“物”为中心的模式，走向以“人”为中心的关怀，走在“人”与“物”的关联场域中，让物质与人在文化多样性生态环境下于博物馆中得以展开呈现，回到有关哲学、美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术核心层面上，呈现出关于“人”的生活主题，以此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观众与之产生的互动将更具有活力及参与性，观众看到的将不再是“他者”的生活，而是与“我”关联或者是“我”感兴趣的文化生活，有着关于生命力的文化体现，将物件的存在转化为人情的展现，成为美感的开端。
  • 摘要：本文的两个研究案例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遗产化”和“博物馆化”进程。周公庙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北庄遗址位于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大黑山岛。两处遗址都曾经因为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而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而可被认为具备了经典意义上的遗产价值(主要体现为历史价值)。而在近10年来的时间内，这两处遗址都先后遭遇了旅游开发的改造，开启了一段对该遗址的遗产价值、博物馆潜力的再强调、再推广的进程，与此同时这个进程又并非是单向度的，在地社区依然会依据不同的方式对原本起主导作用的外来学术团体和地方政府进行反馈，最终导致遗产地所呈现的价值面貌与其说是偏向其中任何一方，实则更接近于一个“复合体”的概念。本文试图通过2011年和2014年于上述两地的田野调查成果，对其“遗产化”和“博物馆化”进程加以回溯，并进一步关心各方主体在此进程中的价值相互影响和重塑能力。
  • 摘要：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2008-2017年，传统博物馆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的功能在糯黑彝族文化博物馆并没有体现，其实际功能更多的是一个“景点”。随着外来人员的进入，村民们渐渐发现其实很多大众游客对村里的实体博物馆并没有过多的关注，甚至大家很少注意到村子里还有这样一座博物馆存在，反而对大糯黑村的村落空间、建筑服饰、人们的日常生活、节日风俗更感兴趣。于是当地村民开始对村中传统村落景观进行保护，同时有意着手对整个村落空间进行乡村旅游打造。
  • 摘要：生态博物馆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地域的产物。与所有西方概念一样，它在中国的实践带有非常浓重的本土色彩—与旅游开发和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一些生态博物馆同时带有明显的扶贫目的。镇山村生态博物馆项目除与旅游开发密切联系外，具有明显的政府导向性，整个开发过程都由政府牵头并出资建设，发展程度受政策影响较大。实际上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还未被大多数居民认识，从当地行政部门到普通居民都将生态博物馆作为旅游业开发的招牌加以利用，居民的自主性未得到很好发挥。旅游只是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的方式之一，他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因此应结合中国国情，建立中国生态博物馆机制。
  • 摘要：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过程中，其会产生很多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转瞬即逝的时刻，这些时刻凝聚成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表征，包括非物质和物质。无论文化是改变还是延续，博物馆都有责任找到一个方式来展示并留下这些瞬间，让观众与这些瞬间背后的情感进行碰撞或产生新的情感，而不是任其风过无痕。21世纪的博物馆发展，除了对生态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馆等博物馆的不断研究和探索外，在传统民族博物馆中，对现有藏品更多可能性的探索也不容忽视。对于民族藏品现代表达的研究只是开始，透过民族藏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辅相成来思考博物馆如何重塑少数民族文化的表征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社区的紧密联系则是下一个阶段的诉求。
  • 摘要：本文通过对巴尔虎已婚女性民族服装之制作过程、费用来源、象征意义等进行考察，揭示巴尔虎已婚女性民族服装所折射的巴尔虎人的社会关系、文化底蕴、身份建构、审美情趣等，并就民族学视野下博物馆如何展示民族服装提出自己的见解。
  • 摘要：博物馆的公众参与并非只是通过体验式的活动吸引更多的观众，同时还将其发展成为博物馆一元价值观的被动传播者和受教育者。与之相反，真正的公众参与应该是主动的，具有建设性的。于博物馆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博物馆需要敞开怀抱，主动接纳各种声音，并有意识地努力帮助多元群体发出声音。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将成为博物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由之路。展览的最终呈现应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并非只有一个声音。可以看到的是，多类型博物馆和展览的涌现正在或多或少地为某一群体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即使这种呈现并不完满。
  • 摘要：当博物馆把社区概念等同于整个城市来看待时，整个城市的公民就变成了博物馆社区的人群，而为这些人呈现整个社区的文化艺术也成为博物馆的使命任务。博物馆不能继续只聚焦于如何把目前有限的产品展示给有限的观众，而必须思考博物馆社区有什么，博物馆社区里生活的人群需要什么，博物馆向这个社区供应什么。因此，在展览策划之前，对市民的调查变得非常重要。了解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在文化方面的需要是什么，他们想看什么样的展览，或者说什么样的展览具有潜在需求，哪些主题和他们的生活、文化、思想相关，等等。这是博物馆社区的重新定义，在此基础上对博物馆的职能进行新的解读，从而对展览的方向、主题、策划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对博物馆的发展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当博物馆对社会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多地被强调时，当博物馆想要寻求一条路径冲破被社会边缘化的窘境，当政府呼吁博物馆在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下供应更好的文化产品时，重新定义社区、聚焦社区、扎根社区是一条一直存在却长期被忽视的路径，通向更广阔的世界，帮助博物馆最终能够融入社会、融入人们生活的重要视角。在“社区”这个新的语境下，未来需要对传统的“博物馆”“展览”“文物”等经典概念的定义进行更丰富和深层的探索，并赋予它们在新的语境下新的含义和功能。
  • 摘要：教育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已成为博物馆的灵魂和首要职能，是与社会大众沟通的重要方式和渠道，在体现博物馆的公共性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而人类学注重对人的全面研究，主张通过文化来研究人性，人类学和博物馆教育有其文化上的共通性与实务操作上的相似性，因此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和解读博物馆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摘要：本文将从博物馆学思潮下发展起来的“接触地带”这一视角出发，分析英国贝尔法斯特博物馆(Ulster Museum)“战争展”( The Troubles Gallery)和加拿大战争博物馆(The Canadian War Museum )“第二次世界大战展”( The SecondWorld War Gallery )，呈现出博物馆“接触地带”概念的另一面向—冲突面向。通过对博物馆内不同记忆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及冲突的描述，思考博物馆在面对难以言说的历史时，它是否应该为了避免冲突，而放弃其社会职能的发挥并且解决了博物馆如何才能更好地介入实现提供给大众思考空间，并帮助他们批判性理解历史和过去的社会责任等问题。
  • 摘要：本个案研究讨论朗诺法卡塔部落如何在新西兰历史的脉络下如何失去Te Hau ki Tūranga会所，在殖民时期向政府提出两次请愿的过程与结果，以及最后如何藉由怀唐伊法庭的机制提出历史诉愿，最终获得经济与文化的赔偿，并回到Te Papa回归会所。Te Papa从一个殖民地博物馆到双元文化治理下新西兰唯一的国家博物馆，是如何从今日的视角看待此一文物回归事件的呢?就大历史面向的《怀唐伊条约》、Te Hau ki Tūranga个案历史及Te Papa在文物回归的社会实践等三方面讨论此文物回归事件的历程。本研究结论亦发现文物回归的实践与其文化脉络、社会发展及法律是否完备和互为关联，此个案展现出博物馆在面临重要藏品诉请回归时，重新回到社会实践的思考，以及是否可以创造出新的社会功能等问题。
  • 摘要：本文从澳大利亚政府国内及海外遗骸及文物回归政策探讨博物馆角色的转变与挑战，并从指标性的回归案，例如Truganini遗骸的返还(1976)、威廉克劳瑟爵士( Sir William Crowther)搜藏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遗骸之归还、英国自然史博物馆归还塔斯马尼亚骨骸(2007)等案例，分析遗骸回归涉及的文物所有权的争议性，以及合乎原住民诉求的回归模式，并从这些案例中来理解当代澳大利亚博物馆如何促进澳大利亚原住民人权发展与协助原住民文化存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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