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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先生110周年诞辰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

郑天挺先生110周年诞辰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

  • 召开年：2009
  • 召开地：天津
  • 出版时间： 2009-09-18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会议文集：郑天挺先生110周年诞辰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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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处于内忧外患交织时期的宋代实行募兵制，拥有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北宋时即禁军和厢军，南宋时即屯驻大军和禁军、厢军。那么，这支军队是如何部署的呢?实在是宋代军事史、军事地理上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还直接涉及到经济史和政治史等方面。因未见学界有专门论述，故试予探索，以便能对宋朝军事地理及国防战略作一评估。
  • 摘要：明朝之制，皇帝妻妾分十二等，分别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才人、婕妤、昭仪、美人、昭容、选侍、淑女。其中皇后一人，皇贵妃、贵妃各一人至数人不等，其余九等自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后妃等级森严，其所生子女也有嫡庶等差。嫡庶制度所涉及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礼仪待遇和政治地位的继承。中国古代皇位及公侯等其他爵位的继承的基本原则是：嫡妻所生长子为第一合法继承人，无嫡长子则依长幼序立其他嫡子，无嫡子则立庶出长子以至于诸庶子；无子者选立嗣子或兄终弟及。它的核心思想是注重生母身份和本人齿序，而不论贤否。明朝对于嫡庶之分强调的至为严格，明太祖《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rn 至于亲王亦然，“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朝廷授以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如或以庶夺嫡，轻则降为庶人，重则流窜远方。如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
  • 摘要：清修《明史》等典籍把明代军户来源分为四种，即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王毓铨先生认为，除了这四种来源外，还有元朝的旧军户。于志嘉先生则对明代军户的四种来源做了分析，并列举了大量事例。李新锋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军户来源的四分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不是官方的正式分类。张金奎先生在《明代卫所军户研究》一书中，基本按四分法进行了探讨，并把从征和归附的分界定为渡江下集庆的1356年。笔者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李新锋的观点，即不必拘泥于清修《明史》的四分法。
  • 摘要：今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水平，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人口数量。城市所聚集的人口达到一定的规模，不仅可以反映它们各自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独特的地位，综合起来分析，更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观察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不少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自己对宋代城市等级的意见，其研究思路，都是通过广泛搜集文献记载中偶存的关于当时城市人口数据的片断信息，归纳分析．从而得出某种结论。由于记载的零星片断，分析者着眼点的不同，尤其对某些关键性记载理解的差异，因此其所得出的关于当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数据，互相间差距不小。
  • 摘要：近三十年有关辽代文化和契丹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研究不断深入，成果逐年增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rn 1、辽代文化的特点与内涵；rn 2、关于华文化与他族文化；rn 3、关于辽文化与契丹文化的内涵和区分；rn 4、关于第三种文化。
  • 摘要：唐末五代，在塞北草原上兴起的契丹族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人而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与汉族、渤海族等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辽朝包括物质机文明在内的全部文明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碰撞和融合的产物，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而且奠定了后来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基础。本文将从辽朝时期物质文明的视角，对于10-13世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及其特征进行考察。
  • 摘要：从1996年我们整理出版了张居正的《帝鉴图说》之后，又陆续整理出版了《张居正讲评<资治通鉴>皇家读本》(1998)、《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皇家读本》(2007)、《张居正讲评<尚书>皇家读本》(2007年)、《张居正讲评<诗经>皇家读本》(2009年)共七部，在当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浪潮中，颇受读者欢迎。
  • 摘要：明朝嘉靖时期御倭战争的胜利，历来归功于广大军民的奋战，以及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努力，很少有人言及嘉靖皇帝在其中的作用。笔者认真考察御倭战争的全过程，认为嘉靖皇帝坚持军事打击的方针，以及注意发挥胡宗宪、戚继光等将领的作用，也是战争得以获胜的重要因素。这对全面认识和了解明代御倭战争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
  • 摘要：明代的宗室分封对有明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引发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宗禄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宗室犯罪问题。关于明代宗藩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多，对于宗室犯罪的探讨，近十年来，也出现了一批成果。通过宗藩犯罪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揭示了明代宗藩的弊政以及宗室对社会的危害，但涉及宗室犯罪的惩治和罪宗管理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对宗室重犯问题的惩处和管理。更不见有专文探讨。宗室重犯主要是指谋反、败伦、不孝、人命等干犯十恶的宗室犯罪行为，其为害社会的程度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同于普通宗室犯罪，明王朝对这一类罪宗的惩治、羁押与管理，也形成了一套特殊的办法，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 摘要：当代中国的先秦史领域相比其他史学学科，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是会因新的考古资料与古文字资料(其中一部分也是考古发掘获得的)的不断发现，而经常给研究者带来新的惊喜，并不断出现新的学术热点，从而使本来传世文献史料稀缺的先秦史研究得以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持续的、长足的进展。这里仅扼要地举几个例子介绍一下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所起到的上述作用。
  • 摘要：包山二号楚墓竹简的发现，距今已有20余年。这批资料的公布，曾在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激发了研究者对战国楚系文字及楚国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各种专论曾经是层出不穷，像《包山楚墓》、《包山楚简》、《包山楚简初探》等报告与专著，都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之作。rn 这些年来，由于受郭店简、上博简为代表的文献典籍类新资料的冲击，包山楚简正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成为热议的对象。不过，其学术价值恐怕并不逊色于郭店简、上博简等儒道古文献。而于战国时期楚国国别史、法制与官制史的研究，其意义尤为重大。至于个中涉及的先秦基层组织与基层聚落等社会史领域方面的问题，更为其他新材料所无法比拟。用包山简资料探讨楚国基层组织、基层社会的研究工作，此前已有了不错的进展，以《包山楚简初探》一书最为系统，但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依然很多，像“州”的性质与归属等问题就是很好的尚待探讨的题目。
  • 摘要：对于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如果以一个新的视角观察之，或许会得到更合理的解释。一种制度或一个政权，其在社会上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是否能够存在下去，很要紧的一点，就是要看他的行政功能和维持其存在的耗费之间的效费比，由此就牵引出本文所谓的政制沿变中的成本因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行政运作中的成本问题之所以经常产生严重性和紧迫性，是因为中土历朝都是一个实行大一统专制集权的国家，它的行政系统是要对一个泱泱大国进行有效的管理，使它对内保持社会稳定，对外维护疆土的安全，就要维持一个相当规模的体制。
  • 摘要：十六国时期是诸政权割据纷争、兵革不息的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对甲仗的需求量极大，其数量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生存兴衰，故这一行业不仅受到当时各政权的格外重视，亦应为后世史学家所关注。不过，目前所见有关这一时期甲仗生产的文献记载很少，从而导致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也很少，笔者所见只有杨泓先生在论述古代兵器演变时曾涉及到十六国时期的甲仗制作，杨先生在研究中大量应用了考古成果，将其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杨先生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并未专门关注这一时期，因而文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并不多。
  • 摘要：对于政治史的研究，国内学界本有深厚的学术积累。长期以来，朝代史的叙事框架基本是依循政治史的脉络建立的，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史通常注重与国家、权力、政策相关的重大问题，相对容易把握到不同时期的大体走势和贯通性线索。近些年来，学者的关注重心明显呈多元化趋势，政治史独尊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研究视界的拓展，有利于把历史原本丰富的内容还给历史；而与此同时，政治史议题的开拓、认识角度的创新、材料的挖掘、研究方式的调整，都成为学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挑战。
  • 摘要：中国传统政治之特色大约可以“专制”二字一言以蔽之。国人常以此为中目落后于列强之原由。“专制”与“民主”乃截然对立之政体，故学界研究者除偶有述及中国传统之思想民主精华外，多不得不慨叹专制政体之误国。近读报纸上文章，更有论及专制乃中国文化传统者。
  • 摘要：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有一句著名的话：“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常常被今天的学者用来说明封建社会的商业资本、商业利润必然要转向土地和农业。长期以来，在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商业利润的去向有窖藏、奢侈性消费、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宗族活动、贡献给封建政权、转化为土地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其中大部分转化为土地资本，另有少量转化为产业资本。这种现象被称为“商业利润的封建化”。有的学者更引用明
  • 摘要：古代中国人在谈到国家政治的时候，“天下”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什么“有天下”、“亡天下”、“天下大治(或大乱)”、“天下有道(或无道)”、“平天下”、“天下服”、“天下已定”、“王(读去声)天下”、“天下之民”、“天下苦之”等等。一般说来，这个“天下”就是指王或者皇帝统治的范围，表面上看，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全国”。rn 前辈的学者大多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讨论西周春秋时人们的天下观，例如童书业等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发表《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指出最古的中国人实把海看做是世界的边际的，所以有“四海”和“海内”之称，直至春秋初年，那时的“天下”还是很小的。战国时代，人们把“天下”越放越大，但也仅只包括了当时的“九州”而已。后来童书业先生在他的《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对此又有进一步的论证。至于周人所谓“天下”究竟有何政治意义，“天下”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是否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管见所及，似乎还很少有学者细加探究。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加以深入的探讨。本文即拟对西周到秦汉间人们天下观之演变，试做一些分析和研究。
  • 摘要：本文通过揭示民本思想与早期王制的伴生关系，证明现代学术界所说的“民本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n 一、五帝传说中的民本思想资源rn 当谈论政治理念的历史渊源时，中华先民总是追溯到三皇五帝。其中一些内容不仅为后人论证民本思想提供了资源和依据，也极有可能就是民本思想的滥觞。
  • 摘要：就现代学术而言，中国思想史研究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规范性的现代学科，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还存在着怎样的不足，这是值得中国思想史学界思考的根本问题。不仅如此，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关涉到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科技思想史等相关学科，没有宏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关照，这些相关学科也难以作出准确的学术定位。若干年前，中国哲学史学界激烈争论的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的问题，就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深刻地反省中国思想史研究，对于中国思想史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必要且有益的。
  • 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以孔子为代表的学习精神构成了儒家文化的鲜明特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n 一、孔子的学习精神rn 孔子的学习精神首先表现为立志向学。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谈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卒年七十三，这段话最后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说明这是孔子晚年对自己生命历程的总结。从这段尽人皆知的话里我们看到，年及十五而有志于学是孔子取得一生成就的关键，后人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知道这是孔子“欲以勉人志学，而善始令终也。”朱熹对此解说道：“志于学，是一面学，一面力行。”后人由此引出了知行关系的探讨，但这里的关键仍然是立志，有了远大的志向，人们才有了孜孜以求、不断学习与实践的强大动力。
  • 摘要：笔者曾撰文提出：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入到数据化文献时代，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渗透已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做好应对。所谓数据化文献时代是与传统文献时代对比而言的，传统文献时代是以有形文献(如甲骨文以甲骨、金文以青铜器、书籍以纸张之类)作为主要传播手段，因此研究者只能依靠眼看手记的手工方式来进行学术研究，而数据化文献时代则主要以无形文献(文字的数据化)作为传播手段，研究者依靠强大的计算机功能来进行学术研究，摆脱了原始的研究方式。显然，计算机技术向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渗透，确实对传统的研究方式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气象，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计算机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产生了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性变化。笔者曾指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文献资料的家庭化、珍贵文献资料与善本书的普及化、研究信息传播的迅速化、资料卡片的有序化、资料检索的准确化及论著写作的便捷化，这是数据化文献时代带给研究者最大的便利。当然，限于论文讨论的内容，笔者未能具体讨论计算机技术给社会科学带来的具体的益处。这里不讨论计算机给研究者带来撰写论文便捷化，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事。下面仅从几个方面来加以介绍与研讨，以供诸位学者参考。
  • 摘要：海洋考古(maritime archaeology)是一门新兴的考古学分支，以前曾称水下考古(arcllaeology underwater)、沉船考古(shipwreck & wreckarchaeology)等。19世纪中叶以后，考古学家就关注人类在陆地以外的活动空间所遗留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海洋沉船的调查。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轻潜技术被应用，考古学家沉潜水下，探究水下沉船、海港遗址、海洋聚落等人类海洋活动遗物遗迹，开拓了考古学全新的研究领域。中外水下考古的出色表现已经向世人证明它在考古学中无可置疑的新贵地位。
  • 摘要：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它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 摘要：在人类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中，“环境”是与“人类”和“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如何适应环境、利用资源以谋求生存和发展，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问题，由于社会文化的变化与差异，环境的历史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环境问题并非现在才有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面临着某些环境问题。自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模式存在不同，彼此关系的紧张与舒缓程度亦有差别，其张力之大小取决于众多自然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反馈，有些时代和社会与对于环境、资源问题的关切，较之另一些时代和社会更加严重和普遍。纵观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迄今为止，在以下三个历史时代，中国社会对于环境资源问题表现出了更加严重而且普遍的关切，这就是周秦之际、明朝后期至清代和最近一个时期(1990年代以来)。
  • 摘要：清代军队——八旗、绿营，八旗的设官、级别相对简单、清晰，而绿营则甚为复杂，尤其是绿营营制、所设官员之间的统辖或节制关系，更为复杂，而官方政书所记，又简单、笼统，有些制度，在当时之官场可能是常识，没有必要作细致的述说，今人则感到茫然。某些简单乃至不确切的记述，又会导致今人的误解。因而均有必要作辨析与梳理。
  • 摘要：清承明制，其地方府、州、县行政制度，亦多沿袭明代。但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于府、州、县之外，另创设厅制。厅又有直隶厅、散厅之分，主要设置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新开发地区。至于州的设置，虽承袭于明代，但在体制上比明代更加完备，尤以直隶州和散州的定制化为其特征。
  • 摘要：随着研究祝角的轉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下，更多關注歷史和现寅中的農村、農民和業等“三農”同题。然而，宋朝歷史上有關“三農”的绑村社會，在當時文人士大夫簟下、官方文献中都鲜加記载。即使有所涉及，也是吉光片羽，多半舆王朝统治秩序有關：或是因民户完税纳糧、徵税派役，或因民眾叛乱，给政府带來了不安因素，才舍见諸文字。生活在南宋中後期的洪邁(1123—1202，鄱陽人，今江西波陽人)撰寓的《夷堅志》，雕然是一部志怪小說，御在不经意间，就宋朝绑村社舍的諸多方面，留给我们很多鲜活的一手史料。
  • 摘要：个体家庭是具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所组成的生活单位。尽管个体家庭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对其进行建立在关系类型基础上的研究是近代社会学产生之后才开始的。在中国历史上，个体家庭很早就进入官方登记簿籍，但它是以“户”和“口”的形式存在的。我们只能看到一户中有几口；再进一步，政府出于征派徭役考虑，将登记人口分为“黄、小、中、丁”或如清朝“男大口、女大口；男小口、女小口”之分(十六岁以上为大口，十六岁以下为小口)。可我们不知道同一户内这些“口”之间的关系。因而，尽管历史上户口资料颇为丰富，但借助这些数据和信息无法进行个体家庭类型的研究。
  • 摘要：检疫不仅是近代公共卫生制度中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其中相对容易引起反抗和争议的措施。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公共卫生举措，其在中国，显然是晚清时从西方(包括日本)引入形成的。对此，以往的研究或集中于对这一代表“近代化”的防疫举措引入过程的钩沉，或通过个案的来呈现晚清检疫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总体上，尚未见有人从身体史和社会史的双重视角出发来对此做专门的系统探讨。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考察晚清时期，中国引入和采用检疫措施的动机、实行过程中纷争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此的反应，并进而探究这一“近代化”的举措对身体的控制及其背后复杂的权利关系。
  • 摘要：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亦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拙见以为，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来。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本文所论即以该地区即狭义江南为重点。
  • 摘要：学界对于清代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历史，大多关注于移民的时间、人数及分布诸方面的研究，而对于海峡两岸乡族间的移民模式，却较少涉及。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海峡两岸民间文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收获不少。新近发现一批清代泉州府晋江县与台湾嘉义县蔡氏家族的家族文书，对于探究海峡两岸间的移民模式，特别是那些以农业开垦为目标以及以经营海峡两岸间的商业经济为目标的不同移民模式的差异，很有帮助。
  • 摘要：陈寅恪曾评价王国维学术成就时，指出他对“中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首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其中一条即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他列举了王国维的辽、金、元史及其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即是其代表作。其实，这条“轨则”对于明清以后的历史都基本适用。尽管明清以后中国留存的史料相当丰富，但是周边地区关于中国的记载也极其详尽，是其它时代无法比拟的。因而研究明清以后的历史，若不关注周边国家的相关史料，许多历史问题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甚至无法获知真相。随着我们日益较容易获得周边国家地区的文献，现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这就是所谓的“从周边看中国”，这里固然有关注周边国家的视角，用“异域之眼”看中国；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用周边国家的史料，与中国史料加以对比论证，多重史料互证，方能揭示历史的真相。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明朝将领杨镐，在明朝和朝鲜历史上都曾有重要的地位，中朝史料中都有不少内容涉及杨镐，不仅详略有异，对其评价也是天壤之别。孰真孰假，原因何在?
  • 摘要：近来在研究万历援朝东征战争期间的南兵过程中，接触到一些特殊人士——术士。东征军中最有名的术士则是叶靖国。rn 一、叶靖国其人rn 叶靖国是一位中国南方能通“风水”术的策士，大约是应接东征经略宋应昌的榜文前往朝鲜的。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宋应昌已报告东征提督李如松：“叶靖国、李应试各率兵五百，发赴军前，惟大将军查收幕下……又闻玄苏等颇习妖术，军中秽物亦须多备，以破其法。”证实宋应昌所召叶靖国等人主要是为了对付日军“妖僧”玄苏的，应是懂法术会作
  • 摘要：张廷玉《明史·地理志》是官修正史地理志的上乘之作，向以体例严谨、详略得当、断代色彩明显而著称。但金无足赤，其中的疏漏讹误亦在所难免。以《地理二》为例，中华书局校点本、黄云眉《明史考证》已经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经据有关史料校读考证，中华点校本之相关讹误仍有数十处之多。今按原书顺序列出考订，希望能对《明史》的益臻完善以及研究者利用史料有点滴帮助。所引志文皆标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4月第一版页码行数。
  • 摘要：中国历代修志制度以官修为主，清代中央政府继承这一特点，并将此发扬光大，从而为各地的修志活动提供人力和经费上重要的物质保证。同时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费有所欠缺，导致某些区域内的修志活动受到影响，民间募资成为一种补充或者辅助的手段。
  • 摘要：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的《及时学人谈丛》一书，作为《南开史学家论丛》首册，2002年9月于中华书局出版，距今有年。然每一捧读，总会激发颇多感知。本书与一般的论文选集不同，其中固然也有曾经发表的学术文章，但更多的是郑老生前未曾面世的存稿、学术报告、对研究生专题讲座的记录、治学与工作的札记、在学界的通信等等。惟因形式和内容之多样，方能生动地彰显作者的情操、理念以及所处环境的真情实貌，而《及时学人谈丛》最根本的精神格调，乃体现为敦厚持重的学术风范。
  • 摘要：2009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冥诞110周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同仁计划整理郑先生当年的讲义，进行纪念。郑先生讲课的特色是带着资料卡片讲课，而资料卡片分门别类，很有系统。留存至今的这些卡片，主要是唐、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这些资料卡片表达了他对于这些历史时期的整体性认识，数量较大，约百万字，目前尚未整理完毕。为了体会郑先生读书与治学的特色，把握这些卡片的学术价值，我们就其中有关清代军机处部分加以考察。
  • 摘要：郑天挺教授是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先后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任教，担任过北京大学秘书长兼历史系主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等众多的学术领导职务。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期为数不多的几位历史学国家一级教授之一，亦是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中重要的领军人物。
  • 摘要：一、新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影响至巨的史学流派，而对它经历了怎样的演进路径?新历史考证学者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性治学经验是什么?在今天对我们又有何宝贵的启示?上述诸项迄今均尚未得到清晰的解答。这些问题的探索不惟对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关系重大，而且对于推进当代史学的发展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愿对此略申己见。
  • 摘要：“科举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笔者目力所及，在已有的研究中，对“科举社会”的界定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才选拔的标准及其体现的价值取向，如郑若玲认为，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二是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和新社会阶层的产生，如近藤一成提出了“宋代科举社会”的概念，其对科举社会的界定是，居于最上层的科举及第者以及科举应试者与自称有应试能力之人，被认为是区别于庶民的士人，正是他们构成了不同于庶民层的“士人层”社会，即科举社会。近藤一成认为，科举不仅源源不断地产生和补充社会构成中的“士人层”，而且也建立了让落第者信服的机制，从宋朝科举社会成立以后，一直到清朝，科举超越王朝的交替，持续发挥了传统社会体制再生产的机能。近藤一成界定的科举社会是一个这样的社会：由科举维持社会持续流动、并保持一个相当庞大的动态的士人层，形成了一个传统社会体制再生产的系统。
  • 摘要：中国古代的阵法，即排兵布阵，是指古代军队作战时的战斗队形组合、所采取的作战方式及宿营防御的部署。阵图则是对阵法用符号标识并制成的作战方案。它是对阵法的一种图案化、静止化、象征性的描述。古代阵法是冷兵器时代能充分发挥集团战斗力的重要方法，适应当时军队的素质、兵种、武器装备及地形的特点，通过优化组合使整体兵力得到合理配置，在空间点上获得有利的布局，从而发挥军队整体力量，并解决单兵相互间的协调配合。通过阵法的实施，在严明的旗鼓号令指挥下，使全军调度、行动自如，最终达到克敌制胜的战术目的。
  • 摘要：甲骨卜辞中还有一些与商族先公性质相似的神祗，也被商人隆重祭祀，地位非常之高。这些神祗往往被称作自然神，如河、岳、土、目等。这些神祗之中，有些还被称为高祖，有些也能令风致雨。这些神灵，或自相同版，或与先公共祭，享受与先公先王一样的尊崇。他们与商族先公有无关系?是否为商族先公?若是先公之一，他们又是商族先公世系中的哪一位大老?等等，都是一些未解之谜。
  • 摘要：从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转型时期，用清人顾炎武的说法，是古代风俗大变的时期，人们经常引用他关于“周末风俗”转变的那段经典之论：《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弊，贪饕险波，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借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右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
  • 摘要：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周年的历程。报纸、电视等传媒，不断有三十周年纪念的报道、活动及学术研讨，十分热闹。当此之际，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的进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rn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大陆去台湾的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教授方豪先生，就曾对20世纪前50年的宋史研究状况进行过总结和介绍，但较为简略。台湾著名学者、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宋唏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及宋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1966年，在台北第20次“宋史座谈会”上做了《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的发言，谈到各国研究宋史的状况；1981年，在台北第80次“宋史座谈会”上，又做了《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的报告；1988年5月，他又在《华冈文科学报》第16期刊布《宋史研究的发展》一文，自元代谈到20世纪80年代末；1992年，再刊布《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宋唏先生的这一系列论文，对90年代以前的宋史研究状况，作了介绍与评估，功不可没。
  • 摘要：史籍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订立了一个著名的誓约：“不诛大臣、言官”。又有史籍记载，这一誓约被刻作誓碑，藏于太庙。宋太祖誓约不但被两宋君臣奉为“祖宗家法”，而且历来受到世人的称赞。但是，宋太祖誓约是否确实真有其事?它是否被刻作誓碑?宋朝是否遵守太祖誓约真的没有诛杀大臣、言官?这一誓约在宋朝历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对宋太祖誓约给予什么样的评介?对于这些问题，前人虽然有不少论述，但是仍然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1988年10月，我在岳飞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宋太祖誓约与岳飞之死》的论文(会后收入《岳飞研究论文集》第二集，1989年7月作为《中原文物》杂志的“特刊”出版)，对宋太祖誓约有关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概因为拙作一方面是从“岳飞之死”的角度来论述“宋太祖誓约”的，另一方面这期《中原文物》特刊发行量甚少，一般读者很难看到，所以至今尚未得到回应。2001年1月顾宏义发表的《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誓约考》和2005年12月李峰发表的《论北宋“不杀士大夫”》等论文，均未提到拙作。从拙作的初次发表到今天已经二十余年，人们对宋太祖誓约的认识已经大为深入，现不揣浅陋，谨就有关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再次进行讨论，以就正于诸位方家和读者。
  • 摘要：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其宽松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增长繁荣，民生的持久改善，加上执政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通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径，开辟书肆等等，所有这些，都为私人藏书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遂使私藏在先秦基础上得以持续的发展。
  • 摘要：地图是一个国家领土与主权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汉高祖入咸阳，萧何先收秦图籍以知天下阨塞广逺：淮南王刘安击闽越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后汉时，南匈奴求内附，窑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唐平西域，高宗遣使分徃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北宋嘉祜元年，辽萧扈来贺正，言阳武寨、天池庙侵北界，诏馆伴使王洙持图道本末。由此可见，地图与国家的军事、政治、外交关系密切，地图之得失，常关系土地之得失。所以，古代地图多由政府执掌，作为国家档案的一种来收藏。
  • 摘要：中长时段方法是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重要方法。其代表人物鲁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长时段主要研究在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中时段关注数十年间被称为态势、局势、周期一类的历史现象；短时段则研究更短时间内的事件、现象与人物的活动等。他进而提出，在历史研究中长时段最重要，中时段次之。而短时段则不甚重要。鲁代尔关于三种时段重要性的看法虽可商榷，但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划分不同的时段及其研究内容，并积极发掘隐藏在历史表象后的深层要素，注意总结历史发展轨迹与内在规律的方法，仍值得我们重视。
  • 摘要：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到了战国时代，又得以进一步的实行与发展。以秦、齐、楚、韩、赵、魏为首的诸侯国纷纷进行改革，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些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上大都采取了县与郡的组织形式。随着县的设置日趋普遍，原来不成体系的小乡聚也并合为县。边地的郡由于日益繁荣，郡下又分设县，于是以郡统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已现雏形。郡、县长官都由国君任免，不得世袭，郡县领域都由国君控制，不作封赏。这样，以郡县制为其形态的行政区划已经基本完成。因此，探讨战国时期诸侯国设县的具体情况，无疑对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一时期郡县制的发展情况大有裨益。
  •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宗族组织兴盛的时期，宗族组织之所以在此时呈兴盛局面，有其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魏晋南北朝由于长期分裂战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因而引起空前的北方人民向南方或边远地区大流徙。在战乱和流徙的苦难生活中，人们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求生存的强烈欲望，唤起了他们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应对险恶环境的意识。作为社会组织最理想的形式，便是用血缘和地域两条纽带维系着的宗族。流徙到外地的人民，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要建立新的立脚点，都需要共同应付与当地土著民户之间的各种矛盾。这些是宗族兴盛的外部环境。
  • 摘要：自正德初佛郎机炮传入，迄万历之末，为时已逾百年。据《续文献通考》与《明史稿》所载，此百年中仿造之火器，名目不下百余种。明廷于铸造与使用之方法，自不能与同时期西洋火器并驾齐驱，然以其防御经济文化远较落后之蒙古、女真，当可克敌制胜，则西洋火器再次传入之问题或不至发生。乃万历天启之际，努尔哈赤崛起，辽东名城先后陷没，明军攻守所用之大小火器，悉入敌手。故徐光启称：“我之长技，与贼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矣。”此一严峻形势，使明廷上下均感内廷仿造之西洋火器已不足适应当时战争之迫切需要，而不得不采纳李、徐之建议，进而直接购募葡炮与葡炮手来华助战，于是西洋火器之输入，乃进入一新时期。此一局面所由形成之根本原因，当为明末政治之腐败与濒于崩溃之社会经济，习知万历、天启两朝史事者莫不知之。兹仅略举促成购募葡炮、葡炮手之近因，藉以说明此一事件之背景。
  • 摘要：弘光政权初建，在畿南、山东、晋北等大顺政权控制区域的明朝官员和将领，纷纷杀掉大顺的地方官，向弘光朝廷邀功请赏。如河南推官陈潜夫、副将刘洪起发动武装起事，“擒南阳、开封诸伪官，潜夫露布传送南都，朝中大喜，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淮安巡抚路振飞等人与徐州城中指挥使王文明联手，擒获大顺淮徐防御史武愫，“槛车传至南京，遂复徐州”。由此可见新政权受到支持。弘光之初就人力物力而言，具有一定的实力，它控制着淮河以南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而且受战乱破坏较小的地区。按说，弘光政权应有所作为，然而它却在一年内短命而亡。其根本原因在于腐败。它的腐败较其前几代尤甚。
  • 摘要：玉梅君博士论文《傅维鳞与(明书)研究》经几年的修改，杀青将付梓，嘱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其原因有二，一、玉梅君是我指导的第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她在北大几年的攻读甘苦和学术进步，我忝为导师，多有了解，尚存点滴感言。二、十余年来，我为本科生讲授主干基础课《中国史学史》，较为系统地翻检一些有代表性的典籍和史学史方面的论著，因教学之需，平常也注视其学科前沿动态。这对我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受益匪浅。边学边教，日月忽复，一些研习史学史的断想就时常萦绕脑际，总欲写点什么。今愿借此机会，略陈一孔之见。
  • 摘要：明代文官铨选制度无论在程序还是在具体方法上，都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且奠定了清代文官铨选制度的基础，在中国选官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若干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对明代文官铨选的具体方法及其发展进程的研究上，而罕见从总体上对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的发展特点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研究者，本文拟从以下方面对此试做探讨。
  • 摘要：2009年夏在美国加州渡暑，七月中收到南开大学转来通知于九月中联同北京大学等重要史学部门，举办“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领导层的建构和演变的问题，数十年来我做了一些研述。这些研述牵连的问题相当多，一时难以整理成一系统，我的中文电脑文书处理又是幼儿班的程度，而在美国短时间内很难找到能看懂我那繁简体字草楷书法混杂手稿的电脑好手。不得已，只能把从前发表过的文字择要下载，略加修改，成此“文摘”。文中把“古代”社会“高层”改成“传统”社会“领导层”。另外有一些加¨号的相关文字，附此向各位方家高明请教。
  • 摘要：苏天爵辑撰的《元朝名臣事略》(以下简称《事略》)是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该书的突出优点是所辑史料均注明了出处。不过，这些注释均比较简略，对原始资料的作者也往往以字、号或谥号相称。这种表述方式，对当时的学人说来或许不会产生什么困难，而今人却未必能一目了然。《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有三段文字辑自韦轩李公所撰《文集序》，而“韦轩李公”的原名，今人便不甚了了。为叙述方便，现将《事略》所引《文集序》
  • 摘要：在明代的制度中，建言会议是明代议政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以往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它是礼部主持且定期举行的由各衙门堂上官参加的专门讨论国家政策及执行情况的会议，明代许多政策的制定及调整，就是根据建言会议的结论做出的。
  • 摘要：古人讲人生“四礼”、“五礼”，以丧礼、祭礼最为重要，丧礼有两大内容：处置遗体，包括装裹、送葬、安葬：处理遗体的观念和相应的礼仪。丧礼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即确认死亡和向遗体告别：出殡与下葬；从行奠礼到行祭礼。丧礼表达亲人对亡者的真诚哀痛，用礼仪规范而形成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表现。人家出了丧事本来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但在传统社会家庭常常隶属于家族、宗族，故而丧事往往有宗族的参与，以致主导其进行。清朝人的丧葬，受着朝廷丧礼制度和宗族丧礼规范的制约，并承袭古来的社会遗风，主流方面是遵循礼法安葬亲人，但也出现违背丧礼的厚葬、宴客演戏、做佛事、停丧不葬、火葬、水葬等现象，宗族为遵守国法，对此极力反对，然而收效甚微，盖因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宗族，乃至国家都无能扭转。
  • 摘要：经过海内外几代学人的努力，关公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研究范围几乎涵括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但是发展却不够均衡，如对历史上华北地区流传的关公信仰与中国社会的研究就不太充分。值得肯定的是，大陆学者李宏坤、陶金、王大奇、常海燕和台湾学者庄吉发、香港学者游子安等人所发表的相关论著，虽然仅是对华北地区内部某一区域或者关公信仰中的某种功能进行探讨，或是在更大范围的论说中偶有涉及，但是却有助于以华北地区为中心，进一步考察关公信仰与中国社会的诸多面向。因此本文拟对关公信仰在华北的演变及其与社会的多重关系展开探讨，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 摘要：2003年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万志英(Richard yonGlahn)等美国学者提出，在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存在所谓“宋元明过渡”，但其编著的论文集内又有坚持此过渡说和以江南为中心连续探讨中唐至明清社会演进等不同看法。rn 近年，笔者也曾撰写《元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和《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二文，论述了与其类似的问题。萧启庆、王瑞来则相继论及南宋、金、元南北发展歧异和宋元变革。以上讨论，各自立足于不同的视野或角度，探索争鸣，不断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宋元明过渡”说究竟能否成立?南、北地域发展差异与宋元明历史进程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历史性过渡的真实状况义如何?笔者仍坚持元和明前期贯通的思路，试以“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与历史性过渡”为题，作新的探研，并就教于方家同好。
  • 摘要：荆子关，地处豫鄂陕交界，有“鸡鸣三省”之称。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位于华北、华中与西北三大区域交界的山区，应属施坚雅所言之“边缘区”：其行政建制不过是淅川厅所辖的一个镇，但商业规模远胜于厅治。对荆子关镇的个案考察，或许有益于我们摆脱模式和概念，更加深入、具体地认识中国的传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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