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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嘉兴
  • 出版时间: 2011-11-22

主办单位:中国考古学会;浙江省文物局

会议文集: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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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的史前以商代为下限.长江中游史前城址从上世纪后叶开始发现.最早是盘龙城,此后陆续有所发现,特别是在江汉平原及其周边一带,至20世纪90年代有多处发现披露,进入本世纪之后又有一连串的新发现,略呈井喷状态.相比较而言,下游的史前城址发现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却有如吴城和良渚那样的重大发现.本文拟从下面几个角度考察。1.分布特点;2.选址环境;3.规模;4.人口估测;5.聚落机能(聚落分类)。考察对象中游21处,下游5处,共26处。
  • 摘要:良渚文化和晚期大汶口文化,以及好川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花厅和好川墓地自发现后就得到了学界的很大重视,这在随葬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清晰。本文以铭刻图符的形制构成分析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三地之间彼此交流和融会的复杂性。rn 这种复杂性还仅仅是所能观察到的局部而已。如关于尖凸的造型,如果说河姆渡文化中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相关图像资料的引用显得牵强,那么凌家滩文化一薛家岗文化玉器造型中的尖凸,如薛家岗M40:23、M49:4“璜形器”的外廓就是一个少形造型,它甚至于影响到良渚文化早期玉器的造型风格,如桐乡徐家浜M6:5冠状器顶部,似乎少挤压在半圆形上。更注意到石家河玉器、海岱龙山系统玉器上介字冠的造型就完全不同于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像的介字冠,而与前者的造型更为接近,如反山M15:7和M16:4冠状器顶部的形制,前者的冠顶是典型的介字冠形制,而后者却有的影子。rn 当然,无论从考古学的目的还是美术史研究的角度,探索这些图符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与观念,或是其在原始文字起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研究的重要目标。之所以本文暂未涉及,是考虑到了“图意”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图符本身的形制和构成基本元素的基础上,如同图符,除了其外形的描述外,上部台阶形的内切以及两侧边的内凹也是口形构成的重要因素。在对大汶口文化这些图符的认知上,从古文字学角度对这些符号进行文字隶定,以及从原始宗教出发所进行的读识,到对这些图符进行形制结构的解析,都是有意义的探索。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而不是可以简单了了的。
  • 摘要:1989至1990年,福建省博物馆等单位对浦城县牛鼻山遗址进行两次发掘,清理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依据这批墓葬资料,发掘者提出"牛鼻山类型"的命名建议①,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牛鼻山文化"的命名遂被正式提出②.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闽北地区初步建立起了牛鼻山文化-马岭类型-白主段类型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轮廓③.rn 根据目前的材料,牛鼻山文化可以分为前后发展的早、晚两期。早期以牛鼻山下层、下山尾为代表,主要器类有敞口折腹粗喇叭圈足有座豆、敛口弧腹束腰喇叭足豆、三足盆、敛口壶、鼎、圜底罐、圈足罐等,年代距今约5000年,其上限或更早。晚期以牛鼻山上层和斗米山下层为代表,代表性的器物有圜底罐、圈足盘、长颈鼓腹壶、敛口圈足簋、袋足鬻等,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根据目前的资料,从器物排比的角度表明两期间尚存在缺环。rn 牛鼻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周围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且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上有着阶段性的特征。rn 距今5000年左右,闽西北地区受到来自赣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强烈影响,以郑家坳类型遗存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后,樊城堆文化在闽赣边境的闽西北边缘留下扩张的足迹,但到了距今4500~4000年左右即牛鼻山文化晚期,樊城堆文化向闽北腹地的扩张可能受到了来自闽江下游昙石山文化的阻挡,影响相当微弱。相反地,闽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受到了昙石山文化的渗透,从而导致牛鼻山文化晚期文化面貌带着浓厚的昙石山文化的色彩。樊城堆文化与昙石山文化在闽西北地区的较量中,昙石山文化无疑是胜利者。当然,从鼎等器物来看,在两种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牛鼻山文化也将三足器传播到闽江下游。rn 从地域上看,离昙石山文化所处的闽江下游更近的斗米山下层遗存较牛鼻山上层遗存而言,昙石山文化色彩要浓厚一些。昙石山文化溯闽江而上,由北向南分阶段地向闽江上游史前文化进行渗透。换言之,也正是从牛鼻山文化晚期(至迟从4500年前)开始,闽江上下游的原始文化开始出现阶段性趋同化的态势,如新石器时代末期分布于闽江下游的黄瓜山文化,与闽江上游的马岭类型关系十分密切;而商周时期分布于闽江下游的黄土仑文化,则在闽江上游能找到文化面貌与之相近的自主段类型。
  • 摘要:漆觚是良渚文化考古史上新确认的器种。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以卞家山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漆器可以说达到了我国制漆技术的一个高峰,或者说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制漆业的最高水平。《韩非子,十过》云:“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林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书其内”。发现漆觚和其他漆器的卞家山遗址正处在良渚文化中晚期,相当于传说中的舜、禹时期。有关舜作黑漆食器,禹作内髹红漆、外髹黑漆的祭器的传说,与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如此接近,很难说是一种巧合。甚至认为,卞家山遗址施纹漆觚、施纹器盖等漆器的出现,或许反映了良渚文化盛世之后玉器逐渐衰落,漆器及精致陶器等开始承担起了部分礼器的功能。rn 从逻辑上讲,漆觚应来源于陶觚。崧泽文化时期陶觚已经出现,良渚文化后续的马桥文化也有类似的陶觚发现,但奇怪的是良渚文化并未发现陶觚。这种器物链的中断可能表明良渚文化无须实用的陶觚。因为从功能上来说,觚是水器或酒器,而类似的器物在良渚文化中已有陶质的双鼻壶和宽把杯等,有无觚器似乎无关紧要。但如果要用在祭祀礼仪上,漆觚显然具有更好的特质和外表,因为经过髹漆的器物具有较强的耐酸、抗腐蚀性能,器表由此可变得坚固耐用,再经过推光和打磨,漆面还能产生迷人的光泽。认为良渚先民为了神圣的原始宗教和礼制专门创制了漆觚,并且与漆豆、筒形漆器等已形成一个系列。虽然它们也被普逋平民使用,但不太可能拿来作日常用品。正如锥形饰、珠、管等小件玉器也被普通平民拥有一样,它们可能只在礼仪场所佩戴。随身下葬漆觚,也体现了对这种器物的珍视。rn 目前所看到的良渚漆觚显然属于细体觚。注意到,腹部饰有凸弦纹的细体陶觚在崧泽文化和马桥文化中都有发现,它们与良渚文化环形及螺旋形凸棱漆觚形成了特有的传承关系,并可能直接影响了商周青铜觚的造型。卞家山漆觚的纹饰以大红的线条填以黑漆描绘出变形的云雷纹,与商周青铜觚的纹饰已很接近。透过这件器物可以看到良渚晚期已有新的文明因素萌发,另一方面也说明良渚时期的宗教意识和礼仪制度对商周文明产生了一定影响。
  • 摘要:皖江地区指安徽境内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两岸广大地区,属于长江下游的上段和流域的西部,地处黄淮与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的栖居之地,孕育了灿烂的原始文化.本文依据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对皖江地区史前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谈谈初步认识.研究表明,皖江地区的原始文化地处黄淮与长江下游地区文化圈之间,承东启西,通达南北,既是文化交流冲撞之地,又是文化传播地带,既有独立性,又有兼蓄性。从总体上看,皖江地区与下游地区史前文化在马家浜时期两地都有交流,到北阴阳营时期,其与宁镇地区的史前文化交流较多。至崧泽和良渚时期,下游文化的兴起和西进持续强势扩张,从而对皖江原始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良渚文化衰微后,取而代之的是北方黄淮地区龙山文化强势南下的影响,形成了新一轮的文化碰撞与交融。
  • 摘要:出土及传世的蔡国青铜兵器中,有不少带有蔡侯私名,也有蔡公子所作之器。蔡侯從之名,未见典籍,从蔡侯從剑、蔡公子從戈二的鸟虫书风格来看,其特别接近蔡侯产所作之器,年代当与之相近。蔡侯产即蔡声侯,系昭侯申之孙、成侯朔之子,而蔡昭侯、蔡成侯、蔡声侯兵器皆有发现,其名亦与典籍吻合。所以,蔡侯從只能是蔡侯产之后的某位蔡侯。据《史记·管蔡世家》载:“十九年,成侯卒,子声侯产立。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齐立。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蔡侯齐亡,蔡遂绝祀。”蔡侯产之后只有两位蔡侯,即元侯及其子侯齐,后者名“齐”,亦见《史记·六国年表》;元侯之名,《史记》漏载,《史记·六国年表》亦付阙如,如此看来只有蔡元侯可以对应。若是,蔡元侯则名“從”,出土文物可补典籍之缺佚。蔡元侯在位共六年(公元前456-前451年)。已见报道的蔡国兵器,制作精美,铭文大都错金,且以鸟虫书为主,故而显得极为华丽,虽是时风所致,却在蔡国尤为突出。这些兵器皆非作战实用器,其实是专为讲究排场、炫耀身份之需而制造。春秋时蔡已沦为小国,却是奢侈如此,或与蔡侯之喜好炫富有一定关系。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昭侯十年,蔡昭侯朝见楚昭王,持美裘二件,献其一件于楚昭王而自著一件美裘炫耀,因而被楚相子常妒忌,索要未成遭谗,扣留楚地达三年之久,或可由此窥见一斑。
  • 摘要:百济武宁王陵位于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郡宋山里,1971年发现并由韩国文化财管理局负责发掘,"过去不很清楚的百济文化内涵,由于武宁王的发现,而出现了一缕光明",许多学者展开介绍、论述,如金元龙、贾梅仙、杨泓、王仲殊、王志高、赵胤宰、赵俊杰等.5至6世纪的古代中国墓葬文化因素的互动也与政治往来一样,在地区间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表现,比较朝鲜半岛的百济武宁王陵与南朝墓葬制度,从具体问题到方法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rn 东晋、南朝政权对百济王的封授,从一开始的镇东将军开始,到后来的镇东大将军、宁东大将军以及陈时的抚东大将军,大将军军号阶位已经达到了一品,且武宁王爵当在一般公侯之上。从武宁王墓志所载宁东大将军来看,其封授在521年,距离武宁王薨不过两年,这一时效性极强的军号已经使用,因而百济在经营武宁王丧葬事宜时是很清楚武宁王的阶位的。如此,武宁王之丧葬事宜并非按照军号、爵位等来实施的,那么,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营建武宁王陵的呢?rn 东晋咸安二年(372年)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的同时,还领有乐浪太守。查《晋官品》,郡国太守为第五品。齐永明八年(490年),又假百济长史高达等人带方太守、广陵太守、清河太守等。如此,从领有地方实职的情况分析,作为高达等人长官的百济王,或相当于州刺史。《宋官品》中刺史领兵者为第四品。以这一阶位观察,其四、五品所营建之墓葬,恰与南朝梁四、五品营建墓葬的墓室规模相当。如此则豁然开朗,可以认为,百济武宁王之墓葬营建标准并未按照其军号阶位、封授爵品来实施,而是按照其实际领有州郡的职务品位来实行的,这样也就与南朝墓葬的营建标准一致了。至于蕃王的地位到底如何,《陈官品》申明确将蕃王列为第二品,地位明显低于一品郡王,亦可供参考。rn 上述认识,应该有助于对比较复杂的萧梁官品、官班及军号位阶的秩序进行研究,在品位与职位之间探讨礼仪制度的实施,特别是有关外国将军军号阶位与官品的实际使用情况。需要提出的是,尽管武宁王陵在墓室规模、棺床、四壁等结构方面与萧梁四、五品官员的墓葬形制一致,但是武宁王陵亦有高于四、五品墓葬的形制结构,如带“大方”等铭文的墓砖、莲花纹砖等。同时,武宁王陵墓使用晋宋常用的木门,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可以说,百济武宁王陵在与萧梁四、五品官墓葬形制存有一致的情况下,其实际情况也许还要复杂得多,期望这样的对比研究会步步深入下去。
  • 摘要:将中原地区的新发现放在华北南部早期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在进入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即出现较明显的变化,如织机洞遗址在石器原料与组合变化以及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等。本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初始阶段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仍以石英等原料为主,应用简单剥片技术生产石片石器,与华北地区石片石器工业传统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但到3阶段与2阶段交替之际,以西施遗址为代表的石叶技术开始出现,同时细石器技术也初见端倪。随着最后冰期最盛期的来临,细石器逐渐成为该地区主导文化,并一直持续到更新世结束。从简单的石片石器到石叶工业,再到典型的细石器工业的历史轨迹,清楚地展示了华北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展特点。而这一特点的形成,则显然是现代人类应对该地区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以来气候与环境变化所采取的生存策略的表现与结果。
  • 摘要:本文试图从周边文化的影响、埋葬习俗和玉(石)器的文化因素渊源分析等方面对清凉寺墓地的性质和来源进行初步探讨,并简要阐述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时期东方、东南方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及其在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摘要:从江、浙、皖出土的许多青铜农具,能看出以下一些情况:rn 青铜农具在其他地方有,但发现不多,每次出土的数量很少。而长江下游则不然,尤其像浙江这样密集型的,即全省将近有二十个县发现有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农具,实属罕见。即使像苏、皖两省发现的较浙江为少,但在其他地方也很少有过。这反映出两千多年前的长江下游金属工具在农业中已普遍使用。《考工记》说越地人人能作农具可能太过,如果说当时民间多能制作而不必依靠官府所作,似乎比较接近实际,这已为现在地下出土状况所证实,即当时确有其事。同时也说明青铜工艺制作已很发达。rn 出土的青铜农具不仅数量多,而且其品种、式样也多,以臿和耨为例。有多种大小、式样不同的器物,耨的变化尤为突出。(1)最初的类型,仅为双翼。后来在双翼间作出带銎的柱,明显是为了安木柄。柱的长度也由短变长。(2)双翼的端部有垂直于銎柱的条状物,这样可加固翼而不易折断。(3)双翼端部条状物从垂直变为斜出,整个耨变成类似的平行四边形。耨的首部原来角度很大,一般要大于90度,后来角度从钝角变为锐角,小于直角,这比钝角形更易于器身在草丛中前进。耨形的不断改变,目的是增强器物的牢固度,并提高工作的效率。青铜器和铁器相比,其锋利的程度和铁器相近。战国时长江下游地区尽管还缺乏铁器,而用铜制农具耕种,和使用铁器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或许不相上下。尤其是当地铜资源较为丰富,这成为铜农具应用普遍的重要原因。总之长江下游因有较发达的农业,成为这一带经济繁荣的基础。《汉书·地理志》说吴有“海盐章山之铜”这样的资源,又有“三江五湖之利”这样的富饶环境。说吴地“亦江东一都会”。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之中,吴地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劲头强劲,一直成为中国全国少有的发达地区之一。现在出现有名的长三角,自然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有密切的关系。
  • 摘要:人死后,对逝者如何装殓、挑选何种葬具、选择何地安葬等一系列丧葬活动,是在将亡者和亡者的亲人以及社会意识的死亡观念支配下展开的.而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其死亡观念也有所不同,并促成了丧葬活动的各异.在整个丧葬活动中,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形态,本文试就通过浙江汉墓中的种种迹象,对浙江汉代丧葬习俗的物质文化部分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汉时浙江的丧葬习俗在墓地的选择、墓葬的朝向方面基本遵循了《堪舆术》中以高大、平敞或傍山之处为墓地的标准,体现了时人墓地是死者魂魄“复当得还,养其子孙”所在,“善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魄神还为害也”的丧葬观念。在墓室的建造方面,从单一的土坑结构转向较为复杂的前堂后寝形式,体现了以生者居住形式为蓝本的墓室构建理念和追求。在随葬品方面,大量摆放各种生活用品,体现了“生不及养,死乃崇丧”的厚葬之风。尽管如此,浙江汉代的丧葬习俗仍表现出某些地域差异。如浙江北部从墓地的选择到营建方式,从墓向到葬俗,均与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别。而导致此种差别的原因应与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
  • 摘要:长江下游地区宋代墓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北宋中晚期常见的注壶、碗盏、盏托等茶具,以及文房四宝的出土,显然是墓主人品好的彰显。总的来讲,墓葬形制结构可以纳入南方系统,类椁式墓以长方形为多,少见船形墓,有些地区流行单椁墓。在随葬品等方面则有着本地的特点。墓葬随葬品较中原地区明显增多,而且随葬品组合多样化。青白釉瓷器较多,龙泉青瓷逐渐增多;南宋时期流行湖州铜镜子。经济和文化因素高于政治因素,墓葬随葬品多寡和精美程度,更多体现了墓主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背景,而与品官高低无关。根据质地和特征的差异,随葬品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陶瓷器;二是盟器神煞雕塑;三是纸竹木质明器;四是铜铁等金属器及其他。rn 长江下游地区发现一些宋代墓地,有贵族墓地,如包拯家族墓地、金华郑刚中墓;也有平民墓地,如繁昌老坝冲墓地。从墓葬规模大小和随葬品多寡看,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差异不大。但是从墓仪制度、地表封土堆大小等看,还是有所不同。平民墓地是不能用墓仪的。rn 以富春江流域为中心的区域,发现多处地面茔园,是南方宋墓研究的重要成果。南宋淳桔八年(1248年)云和正屏山墓的地面茔园保存完好。坐西朝东,沿中轴线布局,西高东低,呈阶梯状。从后到前,茔园依次有圆形石砌围墙、环道、半圆形坟丘封土及其下方墓室、坟丘正面的砖雕须弥座、坟丘前方拜坛、台阶及其方形平台、长方形墓祠堂(墓前祭祀建筑)及两侧排水沟和道路、三瓣蝉翅慢道和最下方的平台等。这是目前发现结构最为清楚的宋代茔园,为研究宋代墓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
  • 摘要:利用EDXRF无损分析技术,对一件战国时期的琉璃环进行了成分分析。结果显示,这件琉璃制品的基体及装饰的化学组成均属中国特有的PbO-BaO-SiO2系统,因此其应为中国所产。但从外观来判断,该琉璃制品与成熟玻璃的差异巨大,而更像是釉砂,即玻璃态和晶体物质的混合体。
  • 摘要:本文以云南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地方历史特点及考古遗存特征为依据,三者综合将云南铁器时代分为五个时期:贯通南方丝绸之路的官方汉文化首次大规模入滇时期;互相利用的“南中大姓”割据时期;招抚羁縻的一盘散沙时期;以夷制夷反而尾大不掉的南诏、大理独立王国时期;整体回归中央王朝的全面汉化时期。
  • 摘要:渤海墓葬几种类型,属三种结构,时间早的土结构是靺鞨族原文化因素,其中也包含有夫余文化因素,石圹、石室、石棺(或石椁)之主流石结构是高句丽文化因素,时间较晚出现的砖室和砖椁之砖结构是中原文化因素。这几种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渤海墓葬的不同类型。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相互之间也有交叉和融合。比如砖室墓和砖椁墓以石板盖顶,则是采取石室墓的做法;而几座大型渤海王室贵族墓葬,不管是砖室、砖椁,还是石室,绝大部分修于地下,有的还比较深,为出入方便,设墓道的则修成斜坡式或斜坡阶梯式,这显然又是接受了中原墓葬的做法。再如王室贵族墓葬中使用的异穴同封葬制,在高句丽的积石墓和封土墓中作为一种传统习俗比较常见,但在大型墓中却很少看到;中原地区这种习俗并不流行,但文献记载隋文帝死后使用的好像就是这种葬制。还有如龙海墓区,两组皇后陵墓位于山坡最高处,其余数座不同类型的大墓陪葬于下边的不同台地上,远处又有地面建筑,这种布局是汉唐帝陵的传统葬制,高句丽王陵也有类似做法,相比之下与唐陵更为接近。
  • 摘要:大同出土的北魏狩猎图像,是一批极其宝贵的资料,再现了北魏狩猎的情景和环境。它的盛衰,与鲜卑拓跋的汉化历程是相反的,从反面证实了鲜卑汉化的速度。对于今天来讲,这些画面保留下来的不仅是鲜卑拓拔的生活写照,而且保存下来平城当时的自然生态。在前面提及的那些狩猎画面中,树木葱茏,草地丰茂,河水浩荡,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良好的原始自然生态,看不到风沙的踪迹。毫无疑义,平城狩猎活动经常得以举行,与其城市周围存在广大的原始自然生态区域有关。可惜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原始自然生态遭到挑战和破坏,树木减少,河流枯竭,风沙南下,逐渐演化成沙漠化的边缘地带。这是当时倡导农业的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 摘要: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皇后的陵寝之地,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的山谷中,东南约5里处为其奉陵邑祖州城.2007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辽代祖陵内一座被盗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定为辽祖陵1号陪葬墓.出土一批玻璃残片均为器皿残片,只有一件可以复原的器皿2001MBZZ PMl:83,为平底稍上凹的侈口碗,蓝色透明,高6.8厘米,口径不详,底径11.0厘米。其余玻璃残片按照颜色来分,可分为蓝色透明、褐色透明和无色透明稍泛黄色的三类。辽朝是916年至1125年间雄踞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辽太祖建国之始,便大规模地展开了向西拓展疆土的军事征伐活动,并积极经略西疆。辽之声威远及西亚乃至更远,草原丝绸之路再度兴盛。然而,由于史书记载的匮乏与紊乱,辽与大食帝国之关系问题,一直未见系统的论述。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有不少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文物在辽朝统治区域内相继出土,真实地再现了辽朝与伊斯兰世界商业贸易的繁盛。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1号陪葬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为辽代早期与西亚的交通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也就是说为10世纪初丝绸之路草原线路的重启提供了证据。
  • 摘要:2007年9月,建筑工业出版社《梁思成全集》第十卷收录了梁思成撰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木塔的报告《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一文。据书前林洙《编者的话》,2006年4月,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志雄等先生,查得尚珍藏在文研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梁思成先生撰应县木塔报告的誊写稿,文稿原插图60余幅,照片110余张,除找到32张图纸外,余已不存。这次印行时,插图、照片佚失不存的,从保存在清华大学原营造学社的应县木塔原始测稿和照片中拣选部分来替代。所以,收录入《梁思成全集》第十卷的应县木塔调查报告是一部残稿。尽管如此,作为中国人首次调查木塔的记录,虽刊行迟慢了近70年,其对应县木塔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仍不容置疑。总结起来,陈编《应县木塔》的内容,下列几点大约需要说明:1. 1962年陈先生的调查,并非初次。其时木塔已扭曲损坏。2.《应县木塔》实测图及其标注的尺寸:应该不是1962年实测的结果。极有可能来自梁1933年调查的成果。陈先生关于木塔建筑设计的研究,依据的实测数据应该是1933首次调查所得。3.《应县木塔》上篇,除实测数据和图纸之外的其他信息,如佛宫寺现状、壁画塑像现状、残损情况、照片图版等,应是陈先生调查时的木塔及所在佛宫寺现状实录。4,《应县木塔》没有正式提到中国营造学社的两次调查及其成果,关于木塔原状的一些重要信息因此未能纳入《陈文》,影响了其对木塔原状研究推论的科学性。可见包含探讨古代建筑设计方法在内的古代建筑研究,如果不是建立在全面掌握古代建筑遗存的全部信息的基础上,有时可能是靠不住的。
  • 摘要:自1979年提出"崧泽文化"的命名以来,经过30多年的研究,崧泽文化的分布地域及界线越发清晰、文化面貌与特征愈益鲜明、年代范围与发展阶段愈加明朗,是太湖地区继马家浜文化之后、直接发展为良诸文化的一个处于十分重要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rn 以上的分析表明:崧泽文化在马家浜文化基础上的发展,最终使太湖地区形成一个文化面貌相同而又单纯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化圈。虽然它偏居江南一隅,但它熠熠发光。它的一些文化成就及其一系列的发明创造,如农业、手工业、建筑以及精神文化领域等方面的一系列发明创造,奠定了良诸文化发展的基础。而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时期形成的一些文化传统及一系列的发明创造,经良诸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成为影响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n 崧泽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表明,崧泽文化大致在距今5800年前后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产生了许多文明因素,如祭坛墓地、显示身份与家族势力的大墓与大墓埋葬区、反映争夺社会利益而使社会动荡的武器与大墓中随葬象征武力指挥权的玉械等文化现象出现,占筑、祭祀等宗教信仰的发展及其逐渐复杂的活动形式,以及思想意识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等等。这些文明因素的发展,最终直接汇集在良诸文化中,成为良诸文明的重要内涵,自然也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rn 这些现象充分表明,崧泽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发韧太湖地区文明的独特的地位与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许多方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n 以上的分析也使人们理解到:正是因为太湖地区在崧泽文化时期的文化发展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居于当时全国各主要区域的发展前列,所以太湖地区在良诸文化时期才有可能进入了古国发展阶段,进人文明社会。良诸古国,应是在遵循着太湖地区自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的社会发展规律而自然产生的。
  • 摘要:关于大遗址考古与大遗址保护,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家文物局和考古界的重视.对于"大遗址"的定义有如下一些概念:"大遗址是指价值突出、规模体量较大、影响深远的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上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重要历史文化信息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在保护范围的划分上主要是以已知的遗址点为中心,划定了许多个独立的重点圈,并按照已发现遗址的密度划出了旬山片区、瑶山片区、莫角山片区、汇观山片区、塘山(土垣)片区、姚家墩片区等,但对各个片区的关系还缺乏内在认识上的联系,从而人为地割裂了遗址的整体性与完整性,对遗址保护和管理造成很多被动与自我束缚。据目前调查试掘的初步结果判断,良渚古城的范围,东西约1500~1700米,南北约1800~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布局略呈正南北方向,从保存较好的东南角看应为圆角长方形。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石头基础以上再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而成,底部宽度多在40~60米左右。城墙现存较好的地段高度约4米。良渚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130多个遗址点,有机地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的功能布局与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和视野,开启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的起点。另外通过良渚古城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也大大提高了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知名度,加强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保护意识。通过良渚遗址的考古和认识过程,可以看到,考古工作和认识的全面深入是大遗址认识与保护的前提。良渚古城发现后,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三年目标,十年规划,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良渚遗址考古的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
  • 摘要: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手段被应用到考古工作中来.其中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等技术在我国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中的应用逐步增加.在这些范例中,其应用范围似乎以大区域的遗址调查为多,地域也以东北、西北及中原地区为主,很少涉及江南平原地区.最近两年在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中,开始尝试性应用了这些科技手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良渚遗址群使用GIS和RS的手段寻找古城的外围结构之所以能取得比较明显的线索,首先得益于长期踏实的考古工作获得的基础认识,使研究的焦点聚集于这个不大的区域内;其次是良渚古城区域的低海拔和长期不变的人类居住模式,使城墙和居址等高地仍然得以保存;另外本地区有完备的基础地形数据和遥感资料,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和便利。
  • 摘要:关于反山墓地分期、布局和玉器纹饰等方面内容已有学者进行研究,但其中仍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墓地布局规则和埋葬贵族集团的数量、各墓葬间关系等问题还缺乏清楚了解.为此,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重新解析,以期对良渚文化社会形态特点有更深入的认识. 从反山墓地所反映的情况分析,良渚社会采用的是一种贵族集团联合的统治模式,每个贵族集团内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可能较近,但在整个统治模式中,血缘关系并非最为重要。从瑶山到反山的发展脉络看,良渚社会并未发展到单个贵族集团独大的程度,包容性似乎还在不断加强。到反山时期,非最高等级集团的M15、M18也可埋到墓地中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不同贵族集团和不同贵族首领地位的差别仍在加剧,如M12的地位要明显高于M20。
  • 摘要:马家浜文化是以1959年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是目前所知环太湖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誉为"江南文化之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主要探究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状况.一般而言,该时期的社会生产可分为手工业生产和以采集、渔猎、家畜饲养、稻作农业为中心的生产两大部分,两者共同构成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涵.
  • 摘要:大口尊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主要还是由于大汶口文化此类陶器上刻画符号的面世.其实,大口尊不仅见于大汶口文化,还见于仰韶文化、崧泽-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在北阴阳营、龙虬庄、凌家滩、薛家岗类遗存中也可见其踪迹,是史前时代广布于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种特殊陶器.与大口尊有关的刻画符号一般只用在祭祀、节庆和丧葬活动中,与日常世俗生活应该没有直接关联。无论这些符号是应用到丧葬还是祭祀、节庆中,其目的主要还是利用它们所代表的共同信仰起到团结族人、加强联系的作用。认为大口尊上刻画符号的出现正是当时社会内部各族群采取“收族”措施的表现。所谓收族,即是为提高本族凝聚力,团结族人所采取的加强血缘关系的行动。而丧葬、祭祀和节庆活动是收族的最好途径,能够营造有效的场合气氛,所以成为收族的主要手段。因为大口尊具有的象征意义,无论是财富还是家或族,都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展开其应有之义,成为一种象征。再于其上刻画些共同尊奉的信仰的符号,就更有开宗明义的昭示效果了。
  • 摘要:陶鬶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出土数量并不很多,而且也并非贯穿良渚文化始终,但这种器物因其造型复杂,器形变化比较敏感,反映文化变化时序性比较明显,不仅在良渚文化分期中具有典型性,而且良渚文化所特有的袋足鬶流布范围也很广泛,不同种类的陶鬶在反映文化变化、文化交往方面具有较强的指示作用,可以视为良渚文化的重要陶器.在良渚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受大汶口文化实足鬶的影响,良渚文化实足鬶产生。B型实足鬶是良渚文化中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类陶鬶,其余各类实足鬶发现数量不多,但特点鲜明。良渚文化的袋足鬶出现在良渚文化的晚期,其来源尚不清楚,其中的Ba型袋足鬶与大汶口文化的地瓜鬶在器形结构上存在一定相似性,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只是目前的资料尚无法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伴随良渚文化的对外扩张,良渚文化袋足鬶开始出现在诸如好川、尉迟寺等周边考古学文化遗址中。钱山漾文化是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之后的一支新考古学文化,作为其典型器物之一的长颈袋足鬶是由良渚文化最晚阶段的袋足鬶直接发展而来,因此钱山漾文化长颈袋足鬶的出现年代即是良渚文化袋足鬶的下限年代。
  • 摘要:本文所讨论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理范围仅限定于太湖地区和宁绍地区,这是考虑到该区域动物遗存的资料积累比较集中而且相对丰富,动物遗存本身的区域特色、时代特征及其历时性变化已初步显露,完全可以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整合研究.实际上,有关该地区先民在动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考察方面已有一些前期探索,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该地区早期家畜饲养活动,主要包括家畜种类、大体规模,并侧重考察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家猪饲养活动的发展过程,同时尝试从区域文化发展的角度作些阐释.rn 已有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显示,长江下游地区早期家畜种类相对简单,目前可确认的还只有猪和狗两种,水牛是否曾被成功驯化过还有待后续研究。整体上,长江下游地区早期家畜饲养规模相当小(良渚文化时期除外),而渔猎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田螺山遗址近年出土材料还显示,可能低估了长江下游地区渔捞经济的重要性。从肉食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长江下游地区早期的家畜饲养活动明显是以家猪饲养为代表。这一地区家猪饲养出现较早,但规模一直较小,直至良渚文化时期才迎来高峰,并在当时人们肉食构成中举足轻重,但至马桥文化时期又明显衰退。从相对比例所呈现的历时性00000曲线轨迹来看,该地区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过程正好与长江下游地区古文化发展进程同步共振。该地区的个案研究表明文化发展、遗址(人口)数量一野生资源空间大小等因素对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有深刻影响,从而再次印证了家畜饲养作为一种生计手段的被动发展的观点,这也突显了该地区在早期家畜饲养活动方面鲜明的区域特色。
  • 摘要:印纹陶一般是指以运用拍印为主的技法制作几何形纹饰的陶器.印纹陶是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对考古学文化谱系、陶瓷技术发展史、中国东南地区人类种群的分布与迁徙等方面,印纹陶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rn 本文的早期印纹陶定义为商代和前商代的印纹陶。长江下游平原地区从广富林文化开始首先制造印纹陶,随后点将台文化、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都使用印纹陶,其中尤以马桥文化最为广泛。本文通过对长江下游地区这几个考古学文化印纹陶器的器类、形制、纹饰和制造技术的分析,阐明不同文化之间印纹陶的相互关系,厘清谱系,并探讨印纹陶的来源。
  • 摘要:亭林类型是太湖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序列中继马桥文化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阶段。近年随着考古材料的逐渐积累,已经能够对亭林类型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内涵性质、年代分期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rn 从目前发现来看,亭林类型的分布向北直抵长江南岸江阴佘城和花山遗址,往南依次在常熟、无锡、苏州、上海、湖州等太湖东、南部地区有所分布,太湖以南钱塘江流域和宁绍地区发现的遗址数量不多,仅有萧山蜀山、绍兴壶瓶山和诸暨楼家桥三处,太湖西部则尚未见有相关遗址的报道。可见亭林类型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的北、东、南部,北至长江南岸,东到大海,南达钱塘江南岸,西以太湖为界。这一地域范围基本与马桥文化的分布范围重合,但在南、北方向上略有扩张。亭林类型遗物有陶器、原始瓷、石器和铜器,尤以一群特征鲜明的外撇足鼎、深圜底釜、扁鼓腹赢、外撇三足盘、带凸箍细把豆、圜底刻槽盆、圆腹圈足簋、卷沿敞口罐等陶器为显著特征。具体分析亭林类型文化内涵,发现其主要由四大类文化因素构成,其中来自本地区早一阶段马桥文化的因素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新特点是亭林类型内涵的主要因素;来自宁镇地区吴文化系统的因素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相邻赣鄱地区的影响则比较微弱。亭林类型的延续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可分为早、晚两个连续发展的时期,早期约当商代晚期,晚期则约为西周时期。
  • 摘要:综合形制与规格,两类刻铭石牌,画像石,人骨遗骸,西门豹祠与鲁潜墓志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西高穴2号墓的年代应为东汉晚期至曹魏(三国)时期。认定为曹操墓尚不具备唯一性,还不能定论,因此建议按考古学的惯例称之为“河南安阳市西高穴2号汉魏墓”为宜。
  • 摘要:造纸术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是造纸术故乡,浙江是竹纸的故乡,而富阳素有“土纸之乡”的美誉,有着悠久灿烂的手工造纸历史,在我国造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n 据传,早在汉代,富阳就有造纸活动。两晋时期,富阳的手工造纸已经初具规模。据《富阳县志》记载,在唐代,富阳所产上细黄白状纸为纸中精品。rn 宋代,富阳手工造纸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在南宋时已经造出名纸。宋室南渡,临安作为行在以后,临安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富阳作为京畿之地,水、陆交通便利,运纸船舶从富阳顺钱塘江而下,两个时辰即可抵达杭州,陆路运输亦可朝发夕至。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记载:“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记载:“余杭由拳村出藤纸,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大清一统志》记载:“赤亭山,在富阳县东九里”。小井在今富阳市富春街道宵井村,在遗址西南约15千米处,赤亭山在今富阳市东洲街道鸡笼山村赤松自然村,在遗址东约10千米处。rn 泗洲造纸遗址现暴露的主要为南宋中晚期遗迹,遗址中发现的“至道二年”、“大中祥符二年”等纪年铭文砖可将遗址的时代上推至北宋早期。泗洲造纸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造纸遗址。rn 泗洲造纸遗址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古代造纸工艺,选址科学,工艺技术保存较齐全,布局科学,还使用了先进的淋尿技术、制浆技术和晒纸技术。遗址布局清晰,规模宏大,说明这里的工艺水平达到非常先进的水平,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水平。rn 泗洲造纸遗址无疑是中国科技史上的瑰宝,它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富阳悠久的造纸历史,同时,也在实物上证实中国具有悠久灿烂的科技文明。
  • 摘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部分东南亚玉器、南太平洋岛屿的玉器及部分原始艺术品与华南史前玉文化对比,以期通过区域间原始艺术的起源与传承,探讨华南史前玉文化的海洋传播体系,从而为研究华南史前文化与“原南岛语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n 就本文对太平洋岛屿原始艺术品与华南史前玉器的简单对比,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先南岛语族”的来源远比想象中的复杂: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人开始向海外拓展,甚或在先河姆渡时期,东南沿海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历程,他们是“原南岛语族”的第一波移民。随着中原仰韶、海岱东夷文化的南下,华南土著文化“混血”后,夷越族群沿浙闽沿海一带至台湾,沿菲律宾群岛南下;与此同时,先越族群沿华南内陆各水系南下,辗转到达中南半岛,由此进入东南亚岛屿,两股文化洪流成为“原南岛语族”的第二或第三波移民。多时空南下的华南史前文化在东南亚岛屿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岛屿文化,向更远的太平洋岛屿扩散。
  • 摘要:1959年春发现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位于东下冯村东北的青龙河南、北两岸的台地上.1974年秋至1979年冬,为了探索夏文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为首三家联合发掘7723多平方米.二里头类型进入东下冯遗址时,与三里桥文化居民们相遇,导致了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消失,也迫使三里桥文化的后裔北上与陶寺遗存发生直接关系,而陶寺遗存是晋中杏花文化分布在临汾盆地的一个类型,也可以说是连接三里桥文化后裔和晋中地区杏花文化后裔的纽带,但前者没有到后者的地盘中去,仅限于原来陶寺遗存所占领的区域,甚至仅限于其南部地区。前者还带去了瘦长型单把鬲,也习惯了矮胖型单把鬲和双錾鬲、三足瓮等器类,鬲的形态也随着斜领双銴鬲→高领鬲→短颈鬲→长颈鬲的轨迹而演变。应当注意的是,三里桥文化的后裔们习惯使用的瘦长型单把鬲和陶寺遗存的主人习惯使用的矮胖型单把鬲受到斜领双銴鬲→高领鬲→短颈鬲→长颈鬲的演变规律的影响也相应演变成瘦长型,两者十分相似,但还是能够区别开来。这就是在读了张忠培等先生《客省庄与三里桥文化的单把鬲及其相关问题》后而产生的认识,也就是说杏花文化的后裔们使用的矮胖型陶鬲(单把)变成瘦长型,未必是接受三里桥类型影响的结果。
  • 摘要:关于南宋临安城城垣的研究,以往多是基于文献史料及历史地图而展开的论述与考证,本文拟在简要回顾以往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学材料对城垣走向、结构等略予补正,希望对南宋临安城的研究有所裨益.南宋时临安城除京城城垣外,尚有南宋皇城(南内)城垣及德寿宫(北内)宫垣等.历年来南宋皇城的考古工作相对较深入,其四至范围以及城垣位置、结构等多已探明;德寿宫遗址经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多次勘探、发掘,已基本明确东、南、西三面墙垣的位置和结构.
  • 摘要:湖北西周青铜器出土情况分为三类:一是出土于墓葬;二是出土于窖藏;三是零星的发现。其中,以墓葬发现数量最多,零星发现数量较少。早期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器物组合就表现出以鼎簋为核心的特征;发展到了西周晚期,京山苏家垄发现的“九鼎八簋”墓已是学界耳熟能详的范例。从青铜器的器用功能而言,也是相当的齐全。炊器有鼎、瓤、鬲;盛食器有簋;酒器有爵、斝、尊、觚、壶、壘、卣、觥、方彝;水器有盘、匝、盂等。可谓一应俱全。通过对湖北西周青铜器的器物组合、器形特征、装饰纹样诸多方面的综合观察发现,就总体风格而言,其与西周核心区域的宗周和成周地区的文化面貌是基本相同或同步的。通过对湖北西周青铜器发现和特征的分析,似乎也可以对湖北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的脉络加以梳理。湖北地区西周青铜器主要发现在三个区域,但无论是哪个区域,所有青铜器的类别、造型和纹饰风格都与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相一致,尤其在早期这一点更为突出。有些器物除铭文外,几乎可以说如出一范,出于同一匠人之手。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湖北地区的铜资源十分丰富,湖北地区早在石家河文化时期,就有小块铜片被发现,但这并不能说明铸造技术有多大的发展和进步。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西周早中期,湖北在铜器铸造技术方面还是空白期,在这里既没有发现重要的铜器铸造遗址,也没有发现具有地域特征的青铜器,甚至连一片青铜容器的范片也没有见到。湖北地区青铜器的地域特征应该出现较晚,一般认为是在西周末到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的。而真正的特征凸显和风格形成当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达到高峰,这可以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只有到了这一时期,湖北的青铜铸造工艺才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用后来居上、技压群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rn 论及青铜器的学术价值,可以从铸造技术、器用功能、造型及纹饰艺术、铭文徽记、时代分期等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对于湖北西周青铜器的研究,许多学者都做过有益的探讨,尤其是青铜器铭文徽记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具有最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这方面学术界所做的努力和成果也最为突出,特别是黄锡全先生的《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一书中有较多的文字对西周青铜器铭文作了较为全面的考释。张昌平先生的《曾国青铜器》一书,对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曾国青铜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相对而言,对于湖北西周青铜器整体的综合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本文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 摘要:迄今为止在海南岛各地发现的青铜环形器和铜釜、铜鼓主要是舶来品,并且大多是由广西传来的。由于海南本地铜矿甚少,目前在海南岛尚未发现有明代以前冶铜业存在的物证。而青铜器带来的不仅仅是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同时传人的更是一种文化,它对海南岛的社会发展、经济进步都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同时还说明海南岛虽然长期孤悬海外,但自古以来不管以何种方式都与祖国大陆交流不断,尤其与岭南两广地区的往来更为密切,而在青铜器方面更是受今广西地区的影响最大。
  • 摘要:1949年春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安岳有一项重要的田野考古发现,在对俗称"河丘垡"(河坟)的丘台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一座高句丽时期的大型壁画石墓,编号为安岳3号墓.据墓内的墨书铭记,表明墓内所葬死者是辽东平郭人冬寿,埋葬的时间是东晋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为公元357年,表明在公元4世纪上半叶,前燕系统的壁画石墓在原汉乐浪地区已经出现。德兴里口镇墓纪年为408年,又表明这类壁画石墓在这一地延续己达半个世纪。与德兴里墓相近似的壁画石墓,这里还有发现,如日占朝鲜时发现的龛神、双楹等墓,墓中都有类似的墓主正面坐帐像等壁画。在高句丽领域内的原乐浪地区,从4世纪上半叶开始流行的承袭辽东汉魏葬俗的前燕系统壁画石墓,明显对高句丽墓仪制度的改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季庚先生早已指明,冬寿墓的发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应该划归我国墓葬系统之内,这样也就明白了高句丽中期为什么突然放弃了他们以前的‘冢上石墓’的做法而兴建了壁画石墓的缘故”。
  • 摘要:本文以辽东太子河上游新宾太子城和衫松山城为对象的个案研究,推而广之,在辽东青铜时代考古和高句丽考古中应具有普遍意义。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聚落形态文化载体的辽东各类山城,无论是近年越来越多发现的青铜时代早期“貊系”的“石垣聚落”,还是高旬丽早期山城,一般都具有较长的建筑过程和使用周期。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所以很难从建筑形式和材料(如石材)上,在短期内细分其时代差别。相对而言,墓葬的形制结构以及葬具和随葬品,则具有考古学断代的相对准确性。如近年发掘的沈阳市石台子山城以北1.5公里的柳沟高句丽墓群和抚顺高尔山下的施家墓地,以及太子河下游的辽阳燕州城周围墓地,其年代都在与山城一致的高句丽中、晚期(以晚期为主)。而辽东“两江”、“两河”上游的高句丽早期山城的分布区,正是同一区系青铜时代大石盖墓的集中分布区。这种现象如上述已经指出的,远离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的浑河以北及千山以南,在先秦时代并不是辽东貊族的中心区,自然也不是高句丽起源的核心地区。只有在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辽东貊族部落时代的“石垣聚邑”,应是其继承者高句丽早期山城的直接来源。今后在深入探索辽东“貊系”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问题时,应当加倍关注以辽东“两江”和“两河”上游区域的青铜文化与高句丽早期文化的演变关系。并在辽东(含鸭绿江两岸)青铜时代的貊系“石垣聚落”形态的文化内涵,与早期高句丽山城的演变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 摘要:作为古代西域的佛教中心,位于犍陀罗与中国内地之间的龟兹,理应分享犍陀罗佛教信徒对“历史”佛与未来佛崇拜之热情。结果,如何平衡现在佛释迦与未来佛弥勒,成为龟兹艺术家在石窟造像组合与题材布局方面的一大创造。rn 首先,从佛法传播角度来讲,龟兹中心柱窟塔柱正壁龛内之佛陀,正就释提桓因提出的42个问题进行解答,而与之对应的门道上方弥勒,正于兜率天示现。这种题材布局设计,表明弥勒乃释迦之神圣继承者。其次,从佛教礼忏仪式考量,中心柱窟后甬道或后室后壁塑画的涅藥图像,与塔柱正壁的帝释窟说法和主室门道上方的弥勒示现,构成一固定的造像组合。一旦信徒或朝圣者踏入这座神圣的洞窟,首先映入眼中是帝释窟场景,似乎佛陀正在回答信徒或朝拜者自己提出的问题。rn之后,主室侧壁表现佛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说法图及窟顶描绘的本生和因缘故事也会映入信徒的眼帘。至此,信徒或朝圣者渴望实施当时最重要的宗教仪式——绕塔礼拜。就在他们右绕佛塔、瞻仰涅藥并回到主室之后,立即看见了门道上方的弥勒,后者乃信徒的终极愿望之所在,因为他们祈求当世得到弥勒决疑、死后托生兜率天堂。这种密切关联的图像志或圣像设计,不但与佛典所记顺序相同,而且与信徒在中心柱窟内实施的礼忏程序一致。克孜尔中心柱窟的造像组合或题材布局,即“帝释窟”与“佛涅藥”画面搭配、“佛涅藥”与“弥勒示现”场景对应,基本上依据犍陀罗原型设计;其创作理念,除图像志外,主要源自与汉译《长阿含经》相当的其他语本佛典。稍后,这种图像志或圣像设计成为古代西域地区中心柱窟的标准造像组合与题材布局。又,龟兹佛像样式,受到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直接影响,似在犍陀罗原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
  • 摘要:唐代密教经典翻译与信仰流行的中心地带是在当时的长安和洛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河北北部地区发现了中国现存纪年最早的初唐时期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及盛唐时期的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在中、北部地区发现了大量密教经典刻经石刻,特别是现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最早译本的刻经及开元十五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发现,足以说明唐代密教初传时期,其信仰与图像已经传播到河北,河北地区应是早期密教传布的重要地区之一。
  • 摘要:金代是我国民族融合、社会激变的重要发展时期。女真族作为金政权的统治民族,在金政权建立、发展的一百余年的过程中,一方面,创造、保留了若干本民族特有的民族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融入了大量的汉民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同时,汉民族等其他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接受了若干女真文化的传统元素,这些情况在不同阶段的墓葬遗存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rn 在墓葬形制方面,Ⅰ区的女真墓葬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即三江平原和上京城周围。三江平原发现的墓葬类型较少,只有土坑墓、木棺墓、木椁墓等,其他墓葬类型未见。上京城周围发现的墓葬类型比较丰富,而且是石椁墓发现的重要区域,这主要同其一度是金政权的政治中心有关,大量的女真贵族居住于此。rn 随葬品方面,Ⅰ区的两个区域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表现出的共性是随葬品种类齐全,尤其是各类质地的装饰品、生产工具、兵器、马具等,其造型、特征显示出女真民族特有的传统和风格。但同时,二者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又不完全等同,特别是两地出土的陶器,通过对几处典型墓群出土的主要陶器型式的划分比对,不难看出两地之间文化面貌的细微差异。Ⅱ区女真墓葬中的随葬品,较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传统,但同时也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如汉族墓中常随葬一组陶明器,而女真墓葬中却少见这组陶器组合,其他类质地的器物数量明显要稍多一些。特别是贵族墓中,金银铜、玉石类饰件,所占比例大,而且器形风格仍是女真民族的传统特征。rn 女真人的葬俗,既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也有接受汉民族影响、被汉化的一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化的程度在加深。rn Ⅰ区的女真墓葬,无论是贵族墓,还是普通平民墓,土葬的数量还是略多于火葬。虽然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阶段中,火葬有趋多的态势,但从统计的情况看,土葬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这可能同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后接受儒家文化,受其影响所致,因为北宋时期汉文化的儒家传统一直是重视土葬的。另一方面,受佛教的影响,火葬在女真人中渐多。但在三江平原的早中期女真墓中,还保留着具有自身传统习俗的将棺椁、尸体及随葬品一起焚烧的“火葬”形式。rn Ⅱ区的女真墓葬,火葬的形式多于土葬。Ⅱ区基本未见早期的女真墓葬,这里多发现中晚期阶段墓葬。一方面,反映出中期以后,女真人接受佛教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可能也同本地区的传统有关。Ⅱ区原为辽统治区,在辽代,当地汉人流行火葬。女真人进入燕京地区后,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葬俗上也必然有趋同的体现。
  • 摘要:磨制石器痕迹是指在磨制石器上观察到的痕迹.按其成因不同,它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制作痕迹,即制作石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反映制作方式和方法的痕迹,如破裂面、片锯断口和研磨条痕等;第二类是使用痕迹,即石器使用过程中受作业对象反作用力作用而留下的痕迹如刃缘碴口,长期使用造成的摩擦痕迹如磨圆,以及为了给石器增加下切力度而击打石器顶部而留下的间接使用痕迹如石片疤等;第三类是其他痕迹,即磨制石器被废弃后直至到达研究者手上期间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遗留下来的痕迹,如土沁和人为损伤等。磨制石器制作痕迹分制坯痕迹、研磨痕迹和抛光痕迹三大类,下面分析各类痕迹的形态特征,为根据制作痕迹类型推断它们的成因提供线索。从制作工艺角度看,制坯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大致分七种:打击痕迹,琢击痕迹,线锯痕迹,片锯痕迹,管钻痕迹,桯钻痕迹,擦切痕迹。研磨石器后在其表面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条痕,另一类是亚光面,还有一类是反光面。使用痕迹是石器在使用过程中遗留在石器表面的痕迹。形态不同、使用方式不同、力度大小不同,那么在石器表面留下的使用痕迹也不同。使用痕迹的形态分析能够为推断失柄石器使用方法提供线索。按成因不同,使用痕迹分为直接使用痕迹和间接使用痕迹。按形态不同,使用痕迹分为次生石片疤、碴口、麻点、磨圆等几种类型。综合起来,直接使用痕迹有碴口和磨圆两种,间接使用痕迹有次生石片疤、麻点和磨面三种。根据笔者的研究实践,原则上有三个方法可以区分易混淆的制作痕迹和使用痕迹。一是作为制作痕迹的石片疤和疤痕可以遍布全身,而作为使用痕迹的碴口只见于刃部或尖端。二是石片疤和疤痕的风化程度略高于碴口和次生石片疤的风化程度。三是制作痕迹的琢痕与使用痕迹的麻点分布位置不同,前者遍布器身或者孔壁,而后者仅见于石器端部或侧面。而判断石器是否经过改制有三个方法,一是观察石器使用部位特别是刃部是否存在风化程度不同的刃面,更新刃面的风化程度略低于原始刃面。二是观察刃面是否是平滑的连续面,大多数更新刃面是从原始刃面上研磨出来的,所以它比原始刃面窄并与原始刃面形成钝角。三是看石器造型是否异常。实践中常见到三个大的面平整而一面突起或略下凹的石器,其整体造型介于石镑和石凿之间,这类石器多数是用受损石锌改制而成的石凿。只要在石器上发现更新过的面就能够断定该石器经过改制。
  • 摘要:苏秉琦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有关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一系列论述,对今天文明起源研究仍有很大启迪。如就环太湖地区来说,似可从这一地区史前文化很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辨别其突变点和突变阶段,主要是在马家滨文化与崧泽文化之间或崧泽文化不同阶段之间,从崧泽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及其对外的影响,特别是对后世中国传统礼制的形成等具全局意义的持续影响,探究其推动力可能来自于走在前列的崧泽文化自身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寻找高层次甚至最高层次的崧泽文化聚落址。从已发现的崧泽文化诸遗址规格和东山村等墓地的分化程度看,从已发现的崧泽文化土台建筑址和随葬品所体现的较高程度的礼仪化色彩看,崧泽文化时期聚落的分化程度已达到相当程度,且已具备出现最高层次聚落的条件。所以,把寻找崧泽文化高层次甚至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作为下一步工作目标,将会大大推进环太湖地区文明起源特别是古国时代的研究。
  • 摘要:瑶山墓地是良渚文化最富代表性的墓地之一。本文首先究明瑶山墓地的分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该墓地的排序、布局及其与反山墓地的关系等。从目前揭露的瑶山、反山和汇观山三处祭坛、墓地的材料来看,良渚文化流行先建筑祭坛,然后在祭坛上修建贵族墓葬的丧葬制度。从瑶山、反山和汇观山出土的梳背饰型式演变和陶器排序来看,似乎瑶山年代最早,反山次之,而汇观山年代最晚。如果以上认识不误,那么,在良渚文化遗址群当中,自东向西,依次有瑶山、反山和汇观山三座祭坛与贵族墓地前后相继出现,它们应该是良渚文化集团不同时期的祭祀中心和贵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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