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之比较

摘要

本论文，以“区分论”为理论分析工具，以中国的“以民促官”对外政策为分析思路，阐明了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概念在理论意义上的区别，全面研究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中日民间外交的特点、作用与具体问题，重点分析了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轨迹，论证了冷战以后中日民间外交的变化特征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发展民间外交、进一步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具体对策。 战后以来，中日关系从“民间外交”为开端，通过“以民促官”的形式米达成一种“半官半民”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进而发展为“官民并举”的机制，在当代国际关系上树立起了新的典范。民间外交作为中日关系中的第二轨道，在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邦交正常化以前，尽管政府外交尚未建立，但民间外交独辟蹊径，现行一步，从外交轨道底层不断上升、推动了中日政府决策层的决策机制，从而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的目标。在邦交正常化以后，民间外交继续发挥其第二轨道的作用，在两国关系较为顺利发展的70、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民间外交发挥了与政府外交相得益彰的积极作用。在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小泉政权上台后，尽管政府间的传统外交质量有所下降，但民间合作交流依然十分活跃，在相对低调的政府外交的框架之外开拓的第二轨道外交…民间外交的发展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十分瞩目的亮点，日益受到重视。 回顾中日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交往史，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规律：每当中日官方关系趋冷的时候，中日民间关系就显得相对活跃，从中起到了抑制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作用。中日两国交往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今天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所谓“经热政冷”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也曾存在。当时围绕承认中国问题，中日间交锋的焦点就是“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可分”。而中日加强民间交往，抑制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使中日不仪在经济上“热”，而且在为政治上的“冷”解套。1972年，日本民众访华仪9000人次，2004年，日本民众访华达333万人次，中国民众访日也达102万人次；截至2004年，日木在华留学生有1．5万人，中国在日留学生有2．6万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木“三千人访华”，为中日友好播下了许多种子，其中的许多人现在已成为中日友好的中坚力量。 本文基于中国对日工作“区分论”的思想原则，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两国民间外交进行比较，运用大量实例，总结各阶段民间交往的特点，分析民间外交对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在中日建交之前我们利用“以民促官”、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同样可以适用于当前的中日关系。 本文认为，中日民间交流开中日交往之先河，为打开两国关系铺路架桥，起到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作用。同时，在两国关系受到破坏，出现倒退时，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克服障碍、打破僵局的作用。在两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民间交流不仪不可或缺，而且它像润滑剂和平衡器一样，时常调节着官方双边关系的平稳运行，越发显示出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牛命力，为推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长期、健康地发展，起着官方或其它任何渠道都无法代替的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前种种迹象表明，由于中日两国领导人关于历史问题的博弈仍在僵持当中，而且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今后的中日关系将可能进入新的模式，即低调的政府层面的外交和相对活跃的民间外交的交替发展，中日高层政治关系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问内处于冷冻期，中日关系将更多展现其由民间和社会力量丰导的一面。 民间外交虽是非官方渠道，但它开展工作的方式具有灵活、多样、广泛等特点，它不仪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它还能为政府外交所不能为，深入到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由小到大，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因此，为改善目前陷入“政经分离”的结构性矛盾中的中日两国关系，必须加大对民间外交的重视和扶持的力度，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交往，促进两国媒体的交流与沟通，致力于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

目录

前言：民间外交与中日关系

第一章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民间外交

第二章邦交正常化之后的民间外交

第三章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民间外交的比较分析

结论：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方向

注释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