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末期儒家主导的郊祀制度改革中,泰山超越区域性山岳的局限,从祀于国家祭祀中心的京城郊祀.从此形成了泰山所在地与非泰山所在地京城两个泰山祭祀系统.京城从祀于京城郊祀的泰山神以坛祭木主的形制祭祀,体现了儒家对泰山神为自然地理之神的神格认定.此后朝代,除明洪武年间至嘉靖九年出现了设坛庙祭的形制外,从祀于郊祀的泰山祭祀基本上沿袭这一形制不变.自北宋开始,受所在地泰山祭祀影响,京城又出现了天齐仁圣帝庙、五岳观、东岳庙等专祀泰山的祠庙,这些祠庙一律采用了人格化偶像化庙祭的形制.源自先秦的所在地泰山祭祀,带有明显的神祠色彩,采取了偶像化庙祭的形制.西汉末年郊祀制度改革,对泰山所在地祭祀的形制产生了一定的有限度的影响,自西汉末年至唐代,泰山所在地祭祀中,其祭祀形制始终坛祭与庙祭杂糅,表现出复杂的面貌,体现出儒家礼制要求与民间信仰的相互交融、互相影响.直到北宋时期,随着民间信仰力量在泰山祭祀领域的壮大,这一局面得以扭转,所在地泰山祭祀形制开始全面摆脱儒家礼制的影响,向着传统祭祀形制全面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