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格鲁贤（Abbe Grosier,1743—1823）是继社赫德（Du Halde,1674—1743）之后,第二位对法国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汉学家。社氏于1735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together with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Natural as well as Civil）of Those Countries]率先全景式地向欧洲人推介有关中国的最新知识;格氏于1785年发表的《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enercde de la Chine）既传承了社赫德作品内容,使之于50年后得以内容更新,又有其个人创新：根据一个特殊的目录,他重新组合并提炼了前人的成果,刻意收进了由当时仍停留在北京的最后一批耶稣会士撰写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研究文集》（Mémoires concerncmt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这样最新到达欧洲的知识。《中国通典》1785年首版获得极大成功,同一年再版,并被译成英文和意大利文,随后多次单独发行,分别于1785、1787和1818—1820年间,有过三个独立法文本;1788年和1789年分别在伦敦和莱比锡推出英译本和德译本,英译本又于1895年再版。由此,社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格鲁贤的《中国通典》可称作法国18世纪向欧洲推介中国的姊妹篇,在西方汉学领域产生了日月同辉的影响。在法国,它们不仅为法国汉学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村、广泛的题村、无限的思考和多彩的远景,而且在伏尔泰称之为“难以满足企求了解中国的渴望”的18世纪,也可以说它们在催生启蒙精神形成和促使旧制度崩溃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国通典》全书分上、下篇。上篇讲述构成中华帝国十五省、鞑靼地区、岛屿、从属国的地理地貌、主要城市、人口、民族、水陆交通、地方物产、自然历史、动植物、中医药草药村等。下篇讲述最近到达欧洲的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内容涉及中国政府、统治权力、文武官员、武装力量、军队纪律、法律、城市治安、宗教、习俗、语言、文学、经济生活、科学技术等。《中国通典》较之《中华帝国全志》突出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想和观点,他依据中国人的村料和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反对与驳斥某些偏激作家恣意鄙夷中国和“中国人的谎言”与不实之词,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起源于埃及人说,称中国医学始于国家建立之时,赞扬中国有数不胜数的医学用书,“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自诩有他们如此古老的医学传统”,“即便中国医学家不是解剖家,也不是哲学家,但他们的脉搏学和草药学足以让欧洲行家吃惊”。格鲁贤可谓西方18世纪少有的知华派学者。《中国通典》被译成多国文字,多次再版,被誉为“最重要的耶稣会士科学作品”,足见其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清代康乾时期中国人口状况》选译自《中国通典》上篇卷四第二章（原文1785年版,第268—290页;1787年版,第397—428页）。作者在驳斥西方对中国人口的最大质疑时语言朴实无华,常常不乏生动和幽默,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华的学者型耶稣会传教士眼光锐利,考察细致入微,方法灵活周到,从宏观和微观方面不仅描绘了清代康乾时期中国人口的组成状况,也提供了中国社会、城市、家庭、文武官员制度、纳税制度、男人女人、军人平民、衙门和外委等诸方面丰富有趣的信息,对认知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和特点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