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高晓声晚期的小说,以、及为代表,在跟第二期作品的比较下,论述它们在叙事形式与意识的差异与转向。rn 本文指出,高晓声晚期的小说,整体上,不同于第二期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其中的,即为晚期现代派技法的代表,而及则有新写实的倾向。其意识上最大的差异,除了叙事形式本身转向,所带有的孤独、反叛,与回归生活本身及个人主体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这三篇小说,在看似笔法与风格殊异的状况下,交集出来了一个不愿、无能也无法再纳入大社会体制的「多余的人」(或说零余者)的形象。可视为继五四以后,另一波以理想主义献身革命,但在经历各项社会巨变、年华逝去,与资本主义大举进入中国的情势下,终究无法自我调适与平衡的一个老右派的「典型」。仅管此形象有其特殊与过渡价值的一面,从情感面来说,也值得同情,但作者与作品在世界观上的软弱,仍然是不争的事实。毕竟,过去鲁迅在(1933)早就意识过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高晓声以其敏感的创作心灵,与丰富的底层经验,在当代大陆老右派作家中,明明是最有机会,却终究无法延伸作品的深度,或许问题就出在于,他晚年对于历史的责与自己的才能,都缺乏一种更严肃与珍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