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丹与普遍法的“国家”转向

摘要

不同于后世西方法理学的概念体系,博丹时代的法理学指向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主体思考,因此寻找最佳的国家形式成为法理科学的最终目的。在《方法》致辞中,博丹借用柏拉图表明自己的法学研究心志:立法和管理国家的不二之途在于收集并比较所有国家,或者是那些最著名的国家的法律结构,然后从中编制出最好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