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朱彝尊与康熙的类书因缘——以杜公瞻《编珠》的发现和编刻为中心

摘要

对杜公瞻《编珠》残卷的校理和辑补,集中体现出“南书房行走”高士奇致力于编刻类书的匠心。至于该书的发现权,则存在高士奇和朱彝尊之争。康熙敕命清吟堂刻《渊鉴类函》,由高士奇、高舆父子两代接力完成,不仅显示出康熙敕编类书有来自高氏的佐助,同时也透露出类书思想在二人间的影响和承继。高士奇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予康熙以指导,同时还在知识视野和治学旨趣等方面对康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类书编撰可视为高士奇与康熙在学术层面的深层联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