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新”亦需兼顾“本土”:重审海外汉学视域下的近代乡村研究——兼及西方两种解释体系的理论缺陷与现实困境

摘要

近代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国在"列强谋我"的逆境下,逐步走向"自器至道"的转换过程,大有同欧美亦步亦趋之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农村,自然卷入其中。清末以来,政府有意识地向乡村延伸权力触角,从教育、基础设施、卫生医疗,几乎无所不包。海外学者杜赞奇、彭慕兰分别通过"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战略转移"范式来研究近代农村,前者代表着资源的汲取,后者代表着资源与服务的分配。两者均有助于研究视域的拓宽,但其对于分析理论的前提有所忽视,将西欧与中国主体混淆,亦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具体历史语境,对于近代乡村史的解读流于表面。学人在吸收海外研究成果之际,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对本土语境有清晰的认知,不可盲目"趋新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