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郁热角度探析明清温疫学派医家下法治疫特色

摘要

明清温疫学派医家吴有性、戴天章、杨璿、刘奎、李炳皆重视下法治疫,强调辨证准确,不能滥用、过用下法,但五位医家在下法的具体使用上差异明显。吴有性主张在疫邪传胃时使用下法,多用大黄及三承气攻下;戴天章但见里证即下,用药除三承气外,又依据病位不同,增加了贝母、小陷胸汤、大柴胡汤的用法;杨璿认为热盛即下,多以升降散及其化裁方升清降浊、分消逐秽。以上三家多认可急证急攻,在攻下方药的使用上比较大胆。刘奎多在阳明腑实时使用下法,用药上多与养阴凉血药同用;李炳多在疫邪郁深热重、胃肠不通时使用大黄通下,刘奎、李炳在大黄的使用上比较谨慎。笔者认为温疫本质属郁热,治疫核心在通郁,郁热存在有形、无形之分,下法是治疗有形郁热的重要治法,温疫学派医家之所以在下法治疫上多有差异,其根本原因是不同医家所治郁热不同,即所治疫邪属性不同、郁热位置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