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成《春秋》何以乱臣贼子惧?——汉唐《春秋》学的视域

摘要

对孟子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诠释可溯源于董仲舒,其虽未曾提出针对这一命题的诠释,但其《春秋》学中却内蕴着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其说可概括为:借褒贬以立法,由立法以惧贼。这一理解在司马迁那里得到进一步展现。为了解决孔子以匹夫身份进行褒贬予夺的合理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提出孔子为素王,作《春秋》代汉立法的解决方案。东汉时期,受到古文学影响的赵岐不再强调褒贬的立法功能,从而将董仲舒以来的褒贬立法以惧贼说转换为褒贬惧贼说。晋唐《春秋》学亦承继古文学理念,反对孔子为素王,主张从历史批判的角度理解褒贬,进一步将上述命题从经学论述转换为史学命题,并对晋唐史学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