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革命与革命课本——文革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研究

摘要

小小课本，不只是学校教育的知识载体，实际也承载国家意志。因此，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中小学课本无一例外地被烙上培养什么样的人和社会主义建设方向等意识形态介入的印迹。而文革课本，又是其中时代烙印最鲜明、政治味最浓的一种课本标本。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文革课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封面，荒谬、怪诞的内容和语言，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十分荒诞可笑。但对研究者来说，则多了一些深究下去的欲念和思考，在新中国教科书发展的历程中这是一种怎样的课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课本?它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些疑问与思考恰恰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认为，文革课本是在教育革命、课本革命中，“砸烂”旧课本，建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课本。它是区别于学术模式的革命模式的课本，由工农兵和革命师生联合任主编，以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知识为内容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的编排体例。本研究从话语的视角，先以时间线索探讨课本革命过程中两种话语争斗引起的“红色”课本生成及其变化，再以空间线索揭示文革课本的革命性，推定是革命话语建构革命课本，从而形成革命课本的“红专化”教科书体。
　　 全文共分六部分：
　　 “绪论”讨论话语与课本的关系。对于课本的知识世界而言，话语发挥了建构的功能。不同的话语说明、组成、建构不同性质的课本及其书中的世界。话语的巨大作用，决定了教育和课本该说什么和怎么说，也即选什么知识和怎样编选知识的课本编写的基本问题。话语从内容体系和编排体例两个方面建构了课本的价值系统。在政治话语或学术话语建构下形成的教科书体，分为学术模式和革命模式。
　　 “第一章”讨论“红色”课本的兴起。文革初在“五·七”指示发表后，全国“停课闹革命”，砸烂“旧课本”，彻底否定建国初17年中小学课本，改学“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相继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复毛泽东思想的课，编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中小学新课本。从暂用课本的探索到试用课本的完型，在课本功能与知识体系上完善了“红色”课本。
　　 “第二章”探讨在“教育整顿”和“反回潮”中课本的反复。借助一次政治事件的契机，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又开始了一场角力，在课本中上演了一场的“讲政治”和“讲质量”话语争夺。教育整顿后，质量话语抬头，在加强文化课教学、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呼声和行动中，课本编写着重解决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两者关系的问题，一方面在选内容时，坚持“政治第一”，增加基础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在讲清基础知识同时，联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反回潮”后，“批林批孔”、“开门编书”运动如火如荼，不仅增加“批林批孔”的政治内容，编写专门的“批林批孔”课本，还走群众路线编课本，对课本进行“增、删、补、换”或编乡土教材、专业课本以适应三大革命的需要。
　　 “第三章”分析课本性质及成因。文革课本的革命，是颠覆“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课本，采用“破中立”的革命手段，打破编写垄断，改由革命群众做主编，确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编写思想，突出“政治第一”、“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特性，最终形成了革命课本。从起因上看，革命课本是革命话语建构的结果，革命话语的性质决定课本的革命性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工作方针，是指导教育革命和课本编写的最基本的话语，不仅确定课本由谁编，还支配课本编什么和如何编。
　　 “第四章”剖析由教育基本话语建构的“红专化”的教科书体。教育基本话语是从内容体系与编排体例两部分建构课本，从而形成“红专化”的内容体系和编排体例。课本的“红色”特性在内容体系中除表现为知识的革命化、形成斗争知识谱系外，还突出体现在“人”的革命化，形成革命英雄谱系。“红专化”的编排体例由“统帅体”、“学用体”共同组成，分别培养接班人的“红”和“专”。
　　 “余论”揭示告别革命课本理由。革命话语“以言行事”的功能--颠覆、斗争与垄断，使课本发展发生破坏性的倒退，因此，对未来课本发展而言，应慎谈革命。革命课本在历史语境下试图解决课本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提出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课本改革道路，有其现实的历史基础。但以革命为目的和特性的课本重编，却深陷于因“革命”导致的困局：政治取代业务，为生产服务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