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之际(1851--1865)湘抚权力演变的考析

摘要

咸同之际(1851-1865)，湘军、湘军集团兴起。湖南巡抚骆秉章参与创立湘军，亲自把控一支湘军，并能有效的指挥、协调各路湘军。他将湖南打造成湘军稳固的后方基地，湘军亦成为其权力的后盾。他以事权而操军权，将省区政权与军政大权相结合，开创军政一体化的先河。加之，清廷为应对时局变化及抑制曾国藩的需要;湘绅、权绅的大力支持、拥护;骆秉章本人恰到好处的处理与湘军、湘绅和清廷三方势力的关系，使其成为晚清湖南历史上任职最久，威望最隆，权力最大的巡抚。 咸丰八年，“樊燮案”后，清廷调左宗棠出湖南，打击了骆秉章的势力。1860年6月，骆秉章被派往四川督军，为削弱骆秉章在湖南的影响，清廷有意任命与骆秉章多有嫌隙的毛鸿宾等为继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继任后，骆秉章的原有政令多被废止。经此，骆秉章的影响力渐被剔除出湖南。 自骆秉章以后，湖南巡抚权力由盛转衰，究其缘由:一则，应战事所需，清政府虽放弃了统一的财政、军事、行政体制，造成清政府权力下移，督抚权扩。但就权力而言，中央占据主动，它依然能够通过人事任命，通过调整控制局势，并具有绝对权威。二则，清廷分而治之、众建少力政策下，湘军力量趋于分散，以湘军后勤部长自居的湖南巡抚，与其呼应的也主要是曾国藩的湘勇。曾国藩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与其他几支湘军之间的摩擦，也使得继任的湖南巡抚权力失去了之前骆秉章时期的强大支撑。三则，随着战事渐弥，清政府通过裁撤厘卡、任命地方官经理厘金、规范奏报制度等方面逐渐缩小了地方在厘卡方面的财政权力。四则，作为湘军的供给总后方，厘金赋税、善后不利助长了湖南哥老会势力在民间、军中的蔓延。会党发展到几乎可以与官府分庭抗礼的地步，这极大地削弱了湘军原本的凝聚力，增加其离心倾向，也大大限制了地方权力的扩张。五则，湘绅乘势而起，成为掣肘湘抚权势的重要力量，所谓成也湘绅，败也湘绅。六则，左宗棠离湘和左、曾平列，湘抚权力远不如前。七则，清廷抑制曾国藩的政策，影响了湘抚权力的消长。最后，继任的几任湖南巡抚毛鸿宾、恽世临、李翰章等难以有效处理与湘绅、清廷及其他湘系部队的关系，其能力、威望、影响力都远不如骆秉章。缺乏湘军为后盾，没有湖南权绅的支持，湖南巡抚政令的影响力、执行力大为削弱，任内如履薄冰，难以专权，更难久任，湖南巡抚权力大大缩小。 这与1860年以后，史学界所普遍认同的“督抚专权”、“督抚扩权”说大相径庭，至少湖南巡抚的权力并不是扩大，而是大大的削弱了。这说明，在这一过程中，情况要复杂得多，甚至某些地方根本不是这样，某些地方的督抚权力并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清政府依然对地方政权具有相当的控制力。

目录

摘要

绪论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二、创新点与不足

三、相关学术史回顾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咸同之际湘抚权力演变的背景

第一节文化背景：民风、学风、士风

第二节湘军，抗衡太平军的唯一劲旅

第三节湘军集团进踞湖南权力重心，成为湘抚坚强后盾

第四节湖南绅士阶层的势起

第二章咸同之际(1851—1865)湖南巡抚权力的演变

第一节1851—1860-骆秉章抚湘十载湘抚的权力之巅

第二节1860以后：继任湖南巡抚权力的衰落

第三章咸同之际(1860—1865)湘抚权力由盛转衰的原因

第一节放权求胜仅为清廷的权宜之计

第二节清廷的制衡之术

第三节清廷收回财权的努力和会党问题的激化

第四节左宗棠离湘和左、曾平列，湘抚权力远不如前

第五节清廷抑制曾国藩的政策

第四章咸同之际湘抚权力的演变带来的影响

第一节咸同以前权力结构的构建

第二节湖南军、政、财体制的变化

第三节开创军政一体化先河

第四节湘绅：从湘抚权力的重要基石到掣肘力量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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