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理想与国民精神——浅析梁启超宪政文化观及现代启示

摘要

不管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还是法律史，作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梁启超经历了近代中国从“帝制时代”向“民治时代”转型的最为关键的时期(1895～1920)，其间出现了中日甲午战争、维新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梁启超始终作为时代的弄潮儿站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前沿，将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带到中国，提出并实践。作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倡导人之一，梁启超在宣传西方宪政理论的同时，探索了近代中国宪政模式，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总结20世纪前后的世界潮流和历史走向，梁启超认为，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改造传统的专制王权，创立新型的立宪政体，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枢纽工程”。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梁启超的政治主张表现出一定的“善变”，正如其老师康有为评价其思想“流质多变”，从戊戌变法时期主张君主立宪，流亡日本后主张开明专制，预备立宪时期又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捍卫共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看到，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善变”与其说是缘于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倒不如说是由于其对中国时局的理性思考所做出的调适，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一贯的，他始终围绕着一个既定的理想，即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变传统的封建帝国为近代宪政国家。“变”只是表象，“不变”却是实质。 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末的“预备立宪”只是慈禧太后的障眼法，辛亥革命后共和宪政却成了袁世凯复辟的工具，梁启超的宪政理想终究难以如愿。这一切都成为梁启超转而反思宪政国家更深层次——人的问题，即国民性改造。他深刻分析到，宪政政体的建立固然重要，但宪政政体下的国民精神的培育更为基础，也更为关键，因为在所有这此“硬件”运行过程中起能动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个人，离开了人的现代化，所谓宪政，所谓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只能是有名无实，宪政只能是统治者标榜其政治合法性的装饰门面的招牌而已！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理论集中表现在“新民”思想中，包括公民树立民族国家观，摆脱奴性、塑造独立人格，培养进取冒险精神，具有权利思想等方面内容。 无疑，梁启超的宪政理想和国民精神的互动关系理念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宪政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宪政是一个过程，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有赖于国民素养的整体提高。但是，在分析梁启超的宪政文化观时，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其表现出的两种思想倾向：由于20世纪前后的中国，命运多舛，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寻求强国之路上，带有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宪政理想首先被当作富国强民的手段，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护放到其次，这是其一；其二，忽视经济因素对中国宪政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总是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或自下而上的国民运动来完成宪政国家的构建。须知，“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高度的物质基础作保障，宪政国家的建立只能成为空想。 历史进入21世纪，回顾过去的100多年，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虽然残酷但却很现实。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中国从“帝制时代”向“民治时代”的转型，建立立宪政体，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必然”，在“历史的三峡”中，呈现出曲折迂回，但历史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总结梁启超宪政文化观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