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神兵研究(1920--1953)

摘要

民国时期，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宗教武装。对于这些武装，论者或从“革命史范式”出发，认为其是具有革命潜力的农民革命武装;或以“现代化范式”为视角，将其视为“迷信落后”的农民自卫组织;或持“秘密社会源流”观，把它们看作明清秘密社会的流派。这些视角中在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基本上是以“他者”（革命、现代化与明清秘密社会）来界定理解这类组织，相对来说忽视了地方社会的内部视角。本文以这类组织中的一个案例——湘鄂川黔地区的神兵组织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当地社会的内部视角，以重新审视其历史。 湘鄂川黔地区的神兵活跃于1920-1953年，是当地各类民间宗教武装的集合体。它们与鸾堂、大刀会、红灯教、同善社以及民间信仰联系密切。早在晚清时期，当地民众就已经开始借助这类组织的法术进行各类抗争。与白莲教这些明清教派相比，这些抗争更接近民众日常生活。1920年代当地民众延续这种抗争传统，组织神兵，抗击兵匪税吏。1930年代初，在各地神兵相互接触、当地民众与外界对其加深认识后，“神兵”逐渐成为这类组织的统一指代。 神兵以坛为基本单位。每坛人数不定。各坛之间相互独立，并不统一。但坛之间往往通过地缘、集场与社会关系建立横向联系。在坛的内部，则是坛主代表神祗发号施令。坛主之下分有复杂宗教礼仪与军事作战的职务。神兵通过将信徒进行军事化编制，实现核心成员对普通成员的宗教与军事的双重控制。除非核心成员法术不灵验，否则普通成员必须对核心成员完全服从。可以说，神坛具有外部横向联系，内部高度集权的特点。神兵采取寓兵于农的组织方式。成员平时务农、进行宗教活动。遇到战事成员必须马上集合，编成神兵大队。 在神兵的信仰中，民国是一个饱受“外洋祸害”的乱世。民众由于人心沦丧而惨遭兵灾匪患的“劫难”。此时“上天”通过神祗传给神兵法术，使其肩负暴力清除“妖魔”的救世运动。神兵相信，通过尊奉各类神祗，严守纪律，即可获得“刀枪不入”的法术。神兵有入会、聚会与战前仪式。通过仪式神兵能更熟练掌握法术。可见神兵始终将宗教与军事融为一体。神兵的各种法术以“刀枪不入”最为著名。应对者也采取不同视角予以解释应对。 神兵诞生于1920年当地民众驱逐鄂西靖国军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神兵成为当地重要的政治势力。随后神兵迅速扩展，并在地盘内自行决定税赋、裁决诉讼以及组织宗教活动，接替了辛亥革命后政府在这些地区的职能。神兵、地方政府、军队与民团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形成湘鄂川黔地区的地方秩序。 1927年后，中共的革命势力发展到当地，与神兵建立了不同的互动。最初一些地方党员借助神兵掌握了武装，但也同时陷入神兵内部的冲突中。此后一些地方党员则加入了神兵，成为“神兵党员”。1928年，贺龙组建“红色神兵”，将红军与神兵组合起来。这类组织具有高度集权特征，完全听命于贺龙。在贺龙离开湘鄂边根据地后，中共试图将“红色神兵”纳入根据地的组织控制中，出现了摩擦。神兵与红军的合作中止。1933年，贺龙又试图在黔东建立与神兵合作。二者合作时间不长。在川陕根据地，情况正好相反。红四方面军与陕西省委反对与神兵合作，四川军阀则积极借助神兵防共。 从1930年代起，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湘鄂川黔地区的基层控制。但是这种控制由于政府内部利益差异、当地政府缺乏足够行政资源等问题而流于表面。神兵不仅公然与政府争夺赋税，还吸收了在政府改革中失势的人群。1937年，咸丰巴西坝爆发大规模神兵抗粮事件，地方政府无力应对。1938年，抗战引发了省政府与大批军队西迁恩施，保卫重庆。当地政府行政力量大为提高。政府通过行政军事化加强地方控制，将神兵压制在基层。同时，神兵内部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分化。1949年，湘鄂川黔地区解放。新中国政府不仅在1950年代中期就镇压了神兵暴动，还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加大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到了1953年，新中国政府在运动中重建了地方秩序，神兵建立的地方秩序彻底终结。

目录

声明

摘要

绪论

一、研究对象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思路方法

第一章神兵的源流

一、神兵的流派分布

二、神兵的渊源

三、“神兵”之名的形成

小结

第二章神兵的组织

一、神坛之间的联系

二、神坛的组织结构

三、神兵的组织运作

小结

第三章神兵的信仰仪式

一、神兵的信仰世界

二、神兵的仪式

三、神兵的法术

小结

第四章神兵与地方秩序，1920—1926年

一、民初施南的地方秩序

二、黑洞事件

三、神兵与地方社会

小结

第五章神兵与革命，1927——1934年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共与神兵

二、湘鄂西、湘鄂川黔根据地中的中共与神兵

三、川陕根据地中的中共与神兵

小结

第六章神兵与政府，1935——1953年

一、战前国民政府与神兵

二、战时政府与神兵

三、新中国政权与神兵

小结

结论：神兵与民国乡村秩序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