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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品种权保护的我国农作物育种制度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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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导言

1.1 研究背景

1.1.1 种业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1.1.2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对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1.1.3 跨国种业威胁对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1.1.4 国际品种权保护制度的新发展对我国育种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1.2.2 研究意义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的局限性

1.4.1 可能的创新点

1.4.2 研究的局限性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

2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技术创新理论

2.1.2 效率理论

2.1.3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2.1.4 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益平衡理论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2.2.1 国外有关品种权保护制度方面的研究

2.2.2 国内有关品种权保护制度方面的研究

2.3 本章小结

3 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的历史发展

3.1.1 计划性阶段(1949年—1978年):从种子自给到种子生产和供应专业化

3.1.2 双轨制阶段(1978年—2000年):计划与市场并行

3.1.3 市场化阶段(2000以后):种业市场化阶段

3.2 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现状

3.2.1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授权情况

3.2.2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现状

3.3 影响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的因素分析

3.4 本章小结

4 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及其变化

4.1 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面临的国内环境及其变化

4.1.1 我国种业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

4.1.2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4.2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及其新发展

4.2.1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早期历史发展

4.2.2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公约)

4.2.3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

4.2.4 后TRIPS时代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新发展

4.3 后TRIPS时代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中国路径

4.3.1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路径选择的现实基础

4.3.2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路径选择的出发点

4.3.3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路径选择的具体措施

4.4 本章小结

5 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效率评价

5.1 概述

5.2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5.2.1 指标选择

5.2.2 数据来源和说明

5.3 研究方法与模型

5.3.1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5.3.2 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数

5.3.3 计量模型

5.4 实证结果分析

5.4.1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分析

5.4.2 我国各省份育种创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分析

5.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5.1 研究结论

5.5.2 政策建议

5.6 本章小结

6 典型国家育种创新成功实践的启示与借鉴

6.1 典型国家育种创新的实践经验

6.1.1 美国育种创新的实践经验:科技管理遵循市场导向

6.1.2 日本育种创新的实践经验:政府主导下的动态调整

6.1.3 印度育种创新的实践经验: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本国实际情况

6.2 典型国家育种创新成功实践的启示与借鉴

6.2.1 典型国家育种创新成功实践的几点启示

6.2.2 对他国育种创新成功实践经验的借鉴

6.3 本章小结

7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及创新政策选择

7.1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模式的选择

7.1.1 科技创新模式的基本分类

7.1.2 农作物育种创新的基本特征

7.1.3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模式的现实选择

7.2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机制的构建

7.3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的政策选择

7.3.1 农作物育种创新公共政策的驱动机制

7.3.2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公共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7.4 本章小结

8 主要研究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8.1 主要研究结论

8.1.1 新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实施不断将我国种业市场化改革引向深入

8.1.2 各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立法日趋复杂

8.1.3 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效率处于适度增长并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8.1.4 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模式、创新机制的选择

8.2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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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世纪90年代,为了加入WTO,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承诺,我国陆续颁布实施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种子法,加入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公约(UPOV),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正式拉开了我国种业市场化改革的序幕。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如何,种业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是否被破除,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是否适应,激励育种创新以提高育种创新能力的政策目标是否实现。面对国内外各种新形势和新问题,探讨影响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与发展的这些深层次问题,科学评价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的效率水平,借鉴他国品种权公共政策实践的成功经验,总结我们自身运用制度方面的成功与不足,这对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优化配置相对有限的育种资源,提高育种创新效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和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首先考察了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了我国种业创新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及其变化;接下来结合所搜集的数据资料,构建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法等数理经济学和应用统计学工具,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效率;最后针对农作物育种创新的特殊性和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现状及制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借鉴典型国家农作物育种创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未来我国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协作农作物育种创新模式的总体思路、机制构建以及政策体系的完善。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
  1.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为加入WTO,履行国际条约义务而建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总体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不断将我国种业市场化改革引向深入,虽取得诸多成就,但育种创新的体制机制仍未理顺,基础性育种与商业育种职能混为一谈,导致育种创新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是对基础性育种的社会公益性和公共物品特性认识和重视不够,导致基础研究贫乏,消弱了育种创新的水平和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仍未建立,企业育种积极性不高。
  2.当前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面临着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在国内,种业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种业发展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在国际上,后TRIPS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全球化进程,不断推高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水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达国家之间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控制与反控制,相互博弈,使得品种权国际立法日趋复杂。
  3.2008~2012年,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效率处于适度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9%,但从不同时期来看,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效率呈现明显的波动特征。从农作物育种创新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分解来看,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而不是得益于农作物育种技术效率的改善,在2008~2012年间,我国农作物育种的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7.1%,而农作物育种的技术效率为-4.7%;从我国农作物育种区域创新效率的分解来看,在育种创新效率的增长速度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育种创新效率均实现了增长,但是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可能的创新点:(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育种创新效率为研究视角来考察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整体运行状况,总结成功与不足,以期为这一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2)研究内容的创新。站在发展中农业大国的立场,对后TRIPS时代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新动向进行考察,对典型国家育种创新的成功实践进行分析,为我国种业育种创新提供借鉴;(3)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R&D效率评价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法,使用效率评价DEAP2.1软件对我国农作物种业育种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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