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的文学语言——中国近代文学语言变革源流论

摘要

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文言、白话之争，这场斗争实际上从作为书面语的白话在唐代正式兴起之后就已经开始，直到19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彻底击碎“文言复兴运动”的迷梦之后才宣告结束。因而探寻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源流也顺理成章地始于唐代，终于1930年代。当然，选取这一千多年的文学语言变革的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在时间上自然承传和内容上文言、白话之争的机械重复，而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千多年的文言、白话之争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寓言，文学语言变革的背后所掩盖的是阶级的对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这种寓言化阅读来源于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 本文正是以此作为理论基点，将唐以后文言、白话两种语体的对抗与融合“历史化”，进而揭示出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并试图证明：文学文本是由各种阶级话语的“意识形态素”所组成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化生产，在任何时候都是受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学语言的选择永远是一个政治事件，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观念外化。 首先是理论的建构。主要是从总体上来论证语言、文学、政治三位一体的关系，认为每一个文学文本都是一个自足的语言结构，而每一个语言结构都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就体现在语言的政治寓言化形式中。这种政治效果显然需要一种寓言化的阅读才能获得，而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所提供的正是这样的阅读方式。通过对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分析和对阿尔都塞关于文学艺术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的阐发，指出文学、语言的“去政治化”的乌托邦性质，表明语言、文学与政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为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探讨奠定理论基础。 紧接着，探寻了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源头，集中讨论文言、白话二言现象的成因及其表现。在确定了文言、白话之争为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焦点之后，文言、白话共存格局滥觞的唐代就无可争议地成了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源头，而从晚唐至晚清近千年的文学语言发展史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成了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历史背景。在这个略显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文言、白话由于受到雅、俗文学观念的制约基本上处于对抗状态，不同语体成了不同阶级的政治身份的象征：文言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语言；白话是下层市民群众的语言。语体选择因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文体也因语体的关系而赋予了政治立场。不过，随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转变，雅俗合流成渐进之势，文言、白话也有“妥协”迹象，“半文半白”的语体出现可见一斑，文言、白话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现象也暗示了这一倾向。究其原委，则文言、白话的“妥协”也是受政治意识形态操纵所致。 近代文学语言变革大致可以分为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论文通过对洪秀全、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的文学语言思想，尤其是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理论和“新文体”的创作实践的考察，指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就是文言与白话之间一次公开的政治斗争。具体来说，晚清白话办报的热潮、言文一致的倡导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国语运动，还有小说在近代的繁荣，都只不过是一场政治泡沫而已。“崇白话而废文言”只是政治口号，而非文学革命的宣言。尽管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在晚清得到了确认，但文言、白话之间的对立与等级关系依然存在。 五四新文学运动具有深层的政治隐喻效果。在这一阶段，论述主要从白话观念、文学史书写和思想革命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在如何定位白话的性质上，一种阶级意识介入了这场文言、白话的语言论争。周作人的“老爷”与“听差”论是对文言保守派的阶级意识的经典分析，而胡适、周作人取消对白话的“二元”态度，并以“国语”取代白话，也正好暴露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的平等阶级观。其次，《白话文学史》的书写，完全是一场“政治行动”。就《白话文学史》彻底的“反叛精神”和“民间化”叙事策略来看，它所讲述的就是一个政治寓言。而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路下，《白话文学史》得出了“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结论，从而颠覆了几千年的文学、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文学史观念的转变，而且还有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更新。最后，语言革命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思想革命，新文学运动所带来的是一种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在白话文学中通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概念实质上是自由、平等思想的另一种表述。 大众语运动是近代文学语言变革的余波。1930年代有关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前后共有三次，前两次是在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展开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后一次则是席卷整个教育文化界的有关大众语文学的讨论。三次讨论的核心问题都是文学与大众之关系，而且都与政治难解难分。瞿秋白把这场新时期的文言、白话之争定位为新兴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主张以“新兴阶级的普通话”代替五四式白话，以此肃清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陈子展、陈望道等人倡导“大众语文学”也有着同样的政治意图，在他们所虚设的语言“进化”图景中，文言、白话、大众语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文学语言变革仍然被描述为阶级斗争。 概而论之，文学语言是作为政治而存在的，它既是“文学”的，又是政治的。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操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