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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宓的古典主义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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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 吴宓留学前后的思想考察

引言

第一节吴宓留学前古典主义思想的显现

第二节吴宓留学后思想的理论支撑--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一)人文主义

(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及其文学观

第二章 吴宓的古典主义文学观

第一节吴宓的文化观评述

第二节吴宓的古典主义文学体系

(一)人生--道德--文学

(二)真挚的情感

(三)形质并重

(四) “摹仿说”“三境说”

(五)文学批评:批判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

第三章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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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分析评价以往研究得失的基础上,从吴宓的文学主张及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古典主义特征入手,系统地研究了吴宓的文学观。吴宓受到了儒家诗教传统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传统的影响,留学后又借助自壁德的古典主义思想使其文学观富有体系性。他的文学观念是古典主义的,对中外文学有继承也有发展。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文学必须表现道德理想与承载道德人生提升的历史使命。在文学创作上,他主张“摹仿说”、“三境说”、“格律说”;在文学作品的内质与形式关系上,强调形质并重;文学的审美理想要求真实、自然等。规范、理性、真实、均衡、谐调等原则始终贯穿于这些文学主张之中。在文学批评观方面,吴宓从其古典主义文学观出发,极力反对新文学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倾向,认为这三者是异端邪说,违背了文学表现优美、节制与道德美好的人生世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反思激进主义的时代氛围中,伴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吴宓以及学衡派似乎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但是无论是通过学术研讨会的组织与召开的形式,还是传记回忆解析等类的作品问世的形式,人们对吴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思想和文化观方面。相对来说,研究吴宓的文学观方面的著作或论文较少。吴宓的文学思想有着自己的特色,他走的是古典主义的道路,强调规范、理性、道德等原则。无论在五四新旧文学撞击的历史环境中,还是在物欲膨胀的现代社会,吴宓的古典主义文学观都存在着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本文在分析评价以往研究得失的基础上,从吴宓的文学主张及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古典主义特征入手,系统地研究了吴宓的文学观。 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总结了以往吴宓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代表性的观点,评价这些学术成果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设想以及具体的研究框架。 第一章为吴宓留学前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的显现及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自80年代以来,对吴宓的文化观研究一般都注意到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对吴宓的影响,而忽视了对吴宓留学前的思想的考察。吴宓的基本思想其实在出国前已经基本成型,他留学前的文化环境和经历促使其主动选择拜白璧德为师。吴宓在1917年出国时,传统文化在新文化的撞击下处境已经非常危险,吴宓是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而出国的。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新”取代“旧”已经成了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为了寻求与新文化派论争的理论的合法性基础,吴宓选择白璧德为师,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作为理论武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吴宓有意无意地误读白璧德思想的原因所在。前言中先介绍了古典主义概念,接着指出吴宓文学中的古典主义特征。第一部分考察了吴宓进入清华学堂之前所受到的“关学”氛围的影响,以及其进入清华学堂后,在交友、拜师、受到的伦理讲演课及自己的中外阅读等方面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思想观念的影响。第二部分论述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及其文学观,这种思想成了吴宓一生文化文学思想的理论支撑。 第二章重点介绍了吴宓的古典主义文学观。第一部分是对吴宓文化观的述评。五四时期,吴宓为首的学衡派同新文化派一样,坚持不懈地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提出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即必须重视传统文化,找到文化中永恒的东西,有选择地引进西方文化,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文化的特性。吴宓的文学主张与其文化理想的构建是相通的,如吴宓积极引进新人文主义,重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问题,重视旧格律,提倡摹仿说等等,这些主张是吴宓的文化理想构建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为了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吴宓的文学观,从整体上把握吴宓的学术主张,文章对其文化观进行了相关的述评。吴宓的文化观在理论层面上是合理的,但是具体实践时,与新文化派一样存在着偏狭之处,其所重视的仍然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化。第二部分细致论述了吴宓的文学中的古典主义特征。古典主义者要求文学要引导向善,不要过度暴露阴暗,要显得高雅,有节制,注重对经典和古代优秀传统的尊重与学习,讲究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厚重,其背后是一种精英主义政治观念。吴宓不仅受到了儒家诗教传统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传统的影响,更受到了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他的文学观念是古典主义的,对中外文学有继承也有发展,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表现,要与道德紧密联系。在文学创作上,他主张“摹仿说”、“三境说”、“格律说”;在文学作品的内质与形式关系上,强调形质并重;文学的审美理想要求真实、自然等。规范、理性、真实、均衡、谐调等原则始终贯穿于这些文学主张之中。在文学批评观方面,吴宓反对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及自然主义,认为这三者是异端邪说,他在其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古典主义的文学主张。吴宓批评浪漫派一味追求“新”“奇”“异”,遇事喜欢走极端,没有节制地狂想,这样结果纵使获得了奇异之美,但达不到“真”与“善”的审美效果;指责写实派文学对事物的观察范围不够广泛,选材不精,总是将一时一地偶然拾得的材料用于概括整个的人生,乃至人性,不免以偏概全,限于一隅;批评自然派文学无知,将入视作物,而不知人还具有神性的一面,将人视作动物一般,只知道受环境的支配,被情欲所逼迫而机械地生活,而不懂得人身上同样还具有责任道德意志等理性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品质。古典主义要求的是典雅,均衡,适度,要求对人性的良心道德与智慧等都有提升作用,而浪漫主义的狂想或者现实主义犀利的批判现实的黑暗都是无节制的、不健康的,在根本上它们所表现的都不是理性控制下的正常人性,对社会和人性的描写和理解都是不完整的,这些都违背了古典主义的节制、规范及典雅等原则。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物质文明的享受,促使了物质至上的思想的滋长。为阻遏人文精神的失落与人性的沦丧,避免人欲横流,道义沦丧的局面,吴宓借助文学来抨击罪恶、呼唤人性,批评不健康、无节制的文学,呼吁人们从事健康、规范的写作。从这一点来讲,吴宓的文学观念对当时文坛粗制滥造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过度尊重个人主义与个人创造及过度摈弃优秀的传统的极端行为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第三章为结语。概括了吴宓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并评述了作为文化遗民的吴宓对古典主义理想的坚守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吴宓的文学观对新文化派的过激的否定传统文学的主张和行为起了一定的拨乱反正的作用,而在现今这个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更需要呼唤古典主义的规范、理性和道德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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