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到民生——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及其现代启示

摘要

100年前后的两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都面临着复杂的社会转型局面，而法律转型是近代与现代两个转型期共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研究近代法律转型历程，对于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社会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借鉴社会转型理论，对近代转型期法治问题作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力求在探讨近代中国法律转型过程中的进步与不足的同时，追寻现代法治的合适进路。全文约48，000字，分为五个部分。 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的历程进行梳理。戊戌变法是西方法治与本土专制人治的第一次实质交锋，尽管最后失败了，但是它使国人着手反恩传统法律与政治制度，并且开始思考法律的地位问题。在随后的“新政”中，清政府对传统法律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学习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初步建立“六法体系”，开启了法治大门；在预备立宪中，颁布《宪法大纲》，否定了封建的无限君权制。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一系列近代化努力，加速了传统专制法制的崩溃，开启了专制人治向近代民主法治的转型历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颁布《临时约法》，践行“五权宪法”，广泛宣传“以法治国”，使得民主法治第一次形式上在中国得以确立。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没有最终护住，然而即使后来的独裁军阀也不得不以民主法治为掩护与装潢，说明此时的民主法治已经在制度乃至观念层次替代专制人治。令人遗憾的是，民主法治在军阀混战时期逐步扭曲，尽管短时间内制定了12部宪法，却没有法律的稳定施行，没有法治精神的真正践行，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期间，仍是借法治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法律形式上的进步，难掩法治实质上的式微，使得近代法律转型不得不以暗淡收场。 在梳理完近代法律转型逻辑之后，论文着重分析了近代法治的几大特征，也可以说是近代法治最终式微的几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文章接下来的三部分的重点。首先是法治观念启蒙的缺位，通过对近代法治观念流变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出近代法治的引进与传播主要是在法治精英的倡导下进行，尽管先进的民主法治话语得以广泛传播，但是真正理解与接受法治的仍仅有部分精英，甚至连宣传民主法治的精英本身都没有透彻理解法治本身。对普通民众的法治启蒙缺位是由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决定的，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之下，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普遍提升被救亡的主旋律湮没，其独特语境决定了西方法治理论所蕴涵的人之主体精神和价值难以彰显，而工具性品格则异常凸显，表现在法治实践中就是单纯强调立法。观念启蒙的缺位，民众的缺位使得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缺乏实施的必要社会基础。其次，近代法治制度建设过程中“法”“治”分离，由于国人把推进法治当作的民主政制思想、观念与重要原则固化的一种手段，使得法治的工具性价值片面扩展，缺乏文化呼应及应有的系统性，致使在法治实践中强调“法”而忽视“治”，引进的法制无法真正与中国社会与民众的观念想契合，造成新法制与旧社会的“双重社会”冲突，新法制无法真正施行，最终使得法治理想无奈地停留在理想之上。最后，民主作为近代法治的基础，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动荡环境与薄弱的经济基础，使得民主在中国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与民众相连的实践环节缺位，促使近代民主逐渐虚化，对民主的宣传也变得泛意识形态化，这也使得法治之基走向虚化，最终被专制独裁所扭曲、替代。 第五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论文认为，近代中国完成了从专制人治向民主法治的转型，却止步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权”缺位。因此，民众权利意识的启蒙是近代法律转型给现代转型期法治建设的最有益启示。鉴于近代民主之下的法治终于式微，现代民主的发展有必要在法治的引领下进步，通过法治对民生的切实保障来让广大的民众成为民主法治的基本推动力，从而找到现代法治的出路。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引言

一、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历程

(一) 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专制法制走向崩溃

(二) 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方案的尝试

(三) 从北洋军阀到南京国民政府：民主法治逐渐式微

二、法治观念启蒙缺位

(一) "法治"的精英传播

(二) 民众法治观念的普遍淡薄

三、"法""治"分离的制度移植

(一) 民主之下的法治工具主义

(二) 新法制与旧社会的"双重社会"矛盾

(三) 制度建设与现实需要脱节

四、民主：空泛的法治之基

(一) 民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薄弱

(二) 泛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宣传

五、从民主到民生：现代中国法治的重心转移

(一) 法治引领下的民主进步

(二) 关注民生:夯实现代法治之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