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

摘要

语言规划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社会治理活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五年来，聚焦“一带一路”语言话题的语言规划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主动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形成的学术焦点，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以语言资源的应用为出发点，相关研究较多地聚焦我国汉语资源的开发和外语资源的建设，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及其所面临语言问题的探讨略显不足。当前，“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推进构建了我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新的语言生活，凸显了新疆核心区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中值得关注的跨境语言现象。核心区跨境语言凝聚着跨境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国家资源，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发挥国际沟通、民族认同、经济支撑、安全维护等多维度的社会功能。但是，当前我国对新疆核心区跨境语言的多重资源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致使它们尚无法较为理想地发挥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作用。因此，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发展趋向，如何开发其资源价值，增强其社会功能，并使其成为构建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要素等便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研究中的新话题，而我国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实践也必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从跨境语言的视角对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进行研究，以助推未来的规划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可以实例的形式为我国的语言规划学提供学科资料和经验依据，有助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学的纵深发展。在实践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国跨境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提升及区域和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此外，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在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提升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拓展国家在境外核心区的国际利益、促进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20世纪90年代，语言规划研究出现了生态学转向。语言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关注语言生态系统中各语言的资源属性和功能地位，倡导语言多样性和多语能力建设，着眼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语言规划理论的拓展方面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在语言规划的实践领域可发挥较强的指导作用。本文认为，可借鉴语言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审视我国的本土语言现象，开发国家跨境语言资源，解决语言生活中的新问题，指导国家当前的语言规划，以应对全球化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的语言生态危机，促进多语环境下区域乃至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语言规划理论及语言生态学理论，从语言规划的生态学视角出发，探讨“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跨境语言规划，具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具有怎样的现实基础？即核心区跨境语言在境内外分别具有什么样的生态现状，主要包括其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2）为什么要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有哪些，以及如何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对其予以解读。（3）如何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未来规划实施的方略。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作为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现实基础，各跨境语言在境内外的生态现状各异，但整体而言我国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要低于境外相同的民族语言，且内弱外强的态势均在逐渐深化。首先，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境内的社会功能差异化较大，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等级现状和发展趋向各不相同。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省区语言、群体语言和家庭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等方面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程度不一，部分跨境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呈逐步衰减态势，面临语言生态位丧失的可能。核心区跨境语言中的主体民族语言在中亚各国的社会功能相对较为整齐，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现状差异不大，但俄语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稳中有变。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国际语言、国语和官方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主体民族的语言作为国语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呈逐步增强态势，而俄语作为非主体民族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表现各异，且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次，从语言的活力等级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的整体活力处于差异较大的不同等级，半数具有活力，半数活力堪忧；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中亚各主体民族国家的活力等级差异不大，均具有活力，且整体活力优于我国。 第二，当前的规划动机、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构成了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主要驱动要素，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为未来规划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理据。首先，跨境语言国际性工具价值的提升及其不安全现象的产生和民族认同功能的凸显构成了当前的主要规划动机，也是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直接和显性动力因素，与我国同中亚各国之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语言生态环境因素紧密关联。其次，我国国家层面的语言意识形态以语言资源理念、语言文化软实力论、语言经济意识和语言服务导向为特征，以“语言文化”的表现形式彰显了指导跨境语言规划的语言规划观，其形成受到国内外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后，我国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主要是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服务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战略大局，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具有明显的多变量特征，且充分体现了我国语言规划基于语言而不囿于语言的内涵和导向。 第三，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实施方略主要包括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确立、规划目标体系的构建和规划实施内容的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生态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分别是规划内容实施将要遵循的主线和方向性指引。首先，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实质是构建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的语言命运共同体，通过增强各跨境语言区域和领域范围内的社会功能，在促进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实现其多维度社会功能的扩展、融合和统一，以提升语言生态位的等级现状和稳固性。其次，基于语言生态观的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目标体系具有层次性、关联性和综合性特征：与语言文化相关的规划目标侧重我国国内语言资源、语言生态和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驱动的规划目标侧重国家对外的战略计划和全球利益的实现，但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在全球生态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分为跨境语言地位规划、跨境语言本体规划、跨境语言教育规划和跨境语言服务规划四部分，分别从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社会地位、本体结构、学习教育和社会需求等层面保护跨境语言的多样性，使多样化的跨境语言在语言生活中得以保持、提升，并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 本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从语言生态学和语言规划的交叉理论视角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趋向、资源价值、社会功能等我国本土语言问题进行探讨，跳出了语言规划就是规划语言的传统思维，为语言规划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第二，本文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内容的阐述，提出“语言服务规划”这种新的语言规划类型，有助于推动和丰富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第三，本文从语言使用的区域范围和领域范围两个维度提出了语言规划领域中语言社会功能的再划分方式，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阐释，提出跨境语言所具有的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四方面的社会功能可在语言规划领域实现有机融合的观点，为论证语言工具性功能和非工具性功能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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