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轶政治”的可能——“分科”视域中的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

摘要

由于北京大学内部存在不同的学科,因此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实践有着不同的思路、目标,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标识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贬抑了作为“应用之学”的法科,从而以大学场域内的“学”、“术”之别问题梳理了大学与官僚体制之间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而另一方面,他通过“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实践,打破了文科沿袭的“家学”传统,将文科开辟成为自由讨论社会问题的言论空间.而这两者统一于民初知识分子群体“超轶政治”的理想,即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力图绕开“官僚体制”,通过“思想革命”、“风气转移”而参与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