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与学相妨到诗与学相兼——论杭世骏对学人诗理论的自我修正

摘要

学者的身份决定了杭世骏重学的观念，加之有感于当日诗坛因士子空疏无学而导致诗歌创作流于模拟的局面，所以他格外推重学人之诗，同时，他在诗中赋予学问极高的地位。他将学作为诗之本，立学为诗干，强调学对于诗歌本体风貌与外部功能的决定作用：既决定诗之词与气，又决定诗歌社会功能的发挥。遗憾的是，杭世骏对学与诗之关系的讨论，仅限于指出学为诗之根本、骨干，对此“根本”与“骨干”的具体内涵并没有展开说明；他强调诗人应重学，学问对作诗有重要作用，但却未解决怎样使学问在创作中发挥“骨干”作用的问题，这使得他的诗与学关系论带有强烈的形而上特征，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作为乾隆时期颇有影响的学者，杭世骏大力倡导诗人重学，极力推重学人之诗，这些理论构成了浙地诗人宗宋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为乾嘉之交的学人诗理论开辟了道路，无疑会在诗坛产生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杭世骏是乾嘉之交学人诗理论兴起之前对学与诗问题作系统探讨的第一人，虽然其学人之诗、诗人之学的理论还不完善，但是却有导向性的作用。考据之学兴盛的文化背景与神韵之空泛、格调之肤廓、性灵之浅陋弊端不断显现的诗坛背景，使得乾嘉之际大批诗人接受了杭世骏倡导的道路，以学问作为矫正诗歌空疏浅陋之弊的药石。在乾嘉考据之学的推助作用下，这一诗学风尚在嘉庆年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人诗潮，肌理、桐城直至近代的宋诗派均为其笼括，可见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