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的微博角色研究——基于对'陈永洲事件'的分析

摘要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研究了传播与风险扩大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媒体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之一.文章试图借鉴这一理论框架,从"放大"的视角来观察方兴未艾的微博在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方面的特点.此次研究选择了"陈永洲事件"作为案例,宏观上观察事件在微博中的放大途径,微观上观察微博文本中的"责难信号"以及信息流等问题.媒体在这起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中所说的"放大站"，通过对事件的加工和建构，可能使其中一些信息被放大了，而另一些信息被弱化了。本文将研究的视线集中在微博平台上，引入"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框架，试图观察在新媒体的环境下，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受众又是如何与之互动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和传播使原本的风险产生了新的影响。一些被技术专家评估为相对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会引起强烈的公众关注并导致对社会和经济的实质性影响，而一些被专家评估为相对较大的风险却往往遭到公众的漠视。这一理论框架基于这样的假设:除非人类观察到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风险事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或是非常局部化的。传播在风险事件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的"风险"概念并不能用来定义"陈永洲事件"，因为事件的社会影响、性质似乎都不符合"风险事件"的内涵。但是，由于这一理论框架具有启发性，也与媒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仍尝试把"陈永洲事件"放在这一框架中进行观察，以期能找到观察媒体的新角度。通过对微博的分析，"新快报"的报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挑起事端。10月22日晚发布两条微博表明将披露关于陈永洲被捕的消息。模糊的信息和"记者被捕"的关键信息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其次是扩大影响。这一阶段是责难信号集中的阶段，"新快报"于23号发布5条微博，联合其报纸，直接向长沙警方质疑:"如果警察叔叔发现了敝报虽力尽而不能发掘之证据，敬请公示。仍然相信你们和一样，对法律具有完整之尊重。""的记者陈永洲报道了中联重科财务问题，然后他就被长沙警方跨省抓走了，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在质疑警方的同时，"新快报"在微博中将自己塑造成"正义""有风骨"的媒体形象。可见，在事件的开始，"新快报"就为此次报道划定了框架-警方滥用公权，媒体为记者呐喊，并塑造了意象-"沉默的警方""有风骨的媒体""受屈的记者"，不断扩大着风险信号和带来的影响。最后是沉默期。在24号之后，"新快报"微博没有再发布与陈永洲有关的消息，包括之后的认罪、批捕、领导班子调整。选择了"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作为官方媒体微博样本;"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作为都市报媒体微博样本。抽取10月22日一11月1日期间样本微博发布的所有有关"陈永洲事件"的微博。报道的数量和类型都会影响到受众对风险的态度。更多的报道数量和更多样化的报道类型增加了事件中的信号传达到受众中的可能性。对事件的连续关注形成信息流，信息流的持续或断断续续可能促进或妨碍受众对于风险的观察在样本微博发布的41条相关微博中，共有16条包含责难的信号。关于责难信号的研究，阿温德·苏拉萨提出了关于责难的四个向度:责难表达的焦点;被责难者与公众之间在空间上的接近性;与被责难者的熟悉程度;以及责难分配的全面性。3条微博都将责难直接指向了长沙警方，主要是质疑警方跨省抓捕是否是滥用权力，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另外13条有责难信号的微博都发布于10月26日陈永洲认罪之后，点名批评了陈永洲为了自身利益进行虚假报道的行为。10月26日，陈永洲在央视的节目《朝闻天下》中出现，承认在未经核实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事情至此似乎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媒体的责难矛头也指向了陈永洲，主要是对他和其所属媒体的职业操守的质疑和批评。阿温德·苏拉萨认为，在责难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对信号的进一步探究可能显示出更加充实的阐释。另一方面，直接的责难能明确地驱动陈述中的联想和意义，从而强化信号对读者的影响力。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对群体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群体总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群体的情绪是夸张和单纯的，他们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他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在抽样中，可以看出，在有效样本的主题中，情绪发泄一直占据着最高的百分比。情绪的发泄主要指言语方面过激，表现为谩骂、讽刺等等。在此次事件中，"新快报"的表现值得商榷，而受众的反应显示，微博中情绪发泄仍然是主要的主题，受众的评论走向基本与媒体的报道内容一致，可见媒体对受众的影响。由此应该思考，在新媒体环境下，什么样的"新媒介素养"能让在信息海洋中保持独立的思维，并能引导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